颜昌海：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双赢”

据报道，德国时间2012年2月4日，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进入第二天，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主持的“美国、欧洲与亚洲崛起”的主题讨论环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和麦凯恩、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澳洲外长陆克文、欧盟专员巴尼耶参与了讨论。张志军首先在发言中强调，中国在发展中不追求一枝独秀、一家独大。亦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也无力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地区秩序。2008年曾参选总统的麦凯恩，在发言中则提到中国藏区最近发生的多宗自焚事件，又说“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阿拉伯之春也会进入中国”，他掏出手机对张志军说，“你无法完全避免它，因为有这种设备的存在”。

人民网的报道说，由于麦凯恩的咄咄逼人，会场气氛一度充满火药味。在自由讨论阶段，张志军回应称，中国历史上曾深受压迫，因此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国内政，自己也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关于“阿拉伯之春”问题，张志军说，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实行的政策不同，具体情也不一样。事实上，根据西方机构一项民调，在民众满意度方面，中国政府以超过70%的得票率高居第一。理由很简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迅速发展，其成就超过历史任何阶段。任何人只要看看这些变化，就知道所谓“中国大陆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

张志军话音未落，麦凯恩又接过话头。他一方面表白不希望自己的发言被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大陆在自由和选举等方面有更多进展。这时，澳洲外长陆克文出来打圆场说，中国的价值观同人们主张的不同，这正是人们需讨论21世纪世界秩序的原因。他在稍后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中国是“一只半满而非半空的水杯”（正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在2012年2月4日同一天，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在内的1200余名中共元老二代(“红二代”)在北京聚会，表达对时局的关注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大会召集人胡木英公开指，“相信我们绝大多数都不会看着父辈的事业夭折!期盼新一届领导人能认识到危机，并能纠正走歪了的路。”红色旅游网(中红网)2月5日报道称，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2月4日在保利大厦天地剧场举行团拜会，参加者达1200余人。红二代们“普遍特别关心着国家和国际大事，并且不断对此交换着看法，忧国忧民之色，也分明地写在他们的脸上。”毛泽东旗帜网2月6日全文转载了这一报道。

中红网自称是由北京的中央新闻单位一批热爱红色旅游事业、有志红色旅游宣传的同仁联合创办的，其宗旨是“打造红色平台、延续红色生命”。网站总编辑由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担任。报道称，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致辞说：“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伴随辉煌成就的却是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泛滥，人们精神空虚，思想混乱，道德沦丧；娼妓、吸毒、黑社会等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已消灭的丑恶现象又卷土重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这些老共产党人的后代们也不能不想：父辈们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创立的新中国是这样吗?为甚么当年打倒和反对的又重现了?当年无数英烈、革命群众的鲜血难道真的白流了?这样下去，共产党的江山还坐得住吗?”胡木英一口气提出了数个疑问针砭时局。胡木英还说，“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我们将迎来中共十八大。我们不能不对十八大充满期盼。期盼新一届领导人能认识到危机，并能纠正走歪了的路，像老一辈共产党人一样，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坚定带领人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着社会主义大步前进!舍此没有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的讲话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所谓“在民众满意度方面，中国政府以超过70%的得票率高居第一。理由很简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迅速发展，其成就超过历史任何阶段”不仅不合拍，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中红网的报道还称，胡木英的话“道出了现场红二代们共同的心声”，现场一片掌声。“要努力，要切记，我们的政权不是为一小撮人服务，更不是为了某些特权阶层服务，而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报道称，此时掌声如雷，许多人喊起好来。

报道说，中共元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代表陜北红二代发言。育英同学会会长、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表示育英同学会很关注国家的发展道路。延安儿女联谊会副秘书长王东哈认为，过去几年“整党”、“三讲”教育都流于形式，收效甚微，今天必须下决心建立刚性的反腐制度，不能被谗言所干扰!

62岁的胡德华是胡耀邦的三子，他自幼下乡，1994年自组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开发。知情者称，他较活跃政坛的大哥胡德平更敢言、大胆、活跃。而他最近也频频亮相媒体，引人关注，包括进入敢言刊物《炎黄春秋》的编委会。胡木英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元老胡乔木的长女，胡乔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担任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院长、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

而据悉尼先驱晨报2011年10月17日报道，10月6日在中国陆国际贸易中心一间会议室里的非官方聚会中，中共元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当她听到其他前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开始谈论他们看到的党的道德败坏，对公民社会的打击以及破坏性的文革政治的复兴，开始交谈而且一发不可收。马晓力对众人说：“共产党就像是一个得了癌症的外科医生，自己已经不能切除肿瘤，它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但是如果得不到帮助，它活不了多久。”报道说，马晓力讲话可以不用太谨慎，因为她父亲有革命领导人的威望，而且她的家庭已经和在会议室的其他精英家庭关系紧密，这次聚会凸显了红色贵族是如何利用社交聚会来施加对人事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在意识形态和利益的角逐中在选择站哪边，但他们是团结一致的。

据悉，当时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说：“今天的中国，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道德水平的急速下滑，到有毒的或基因改造的食品，到猖獗的官员腐败。”参加聚会的有故领导人如华国锋，叶剑英，毛泽东的卫士长，汪东兴，李先念的孩子，也有海军，副总理，部长和将军的孩子们。主办聚会的是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一名有权势的太子党，他强调了华国锋默默无闻的成就，帮助他主办的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胡德平强调了当代中国政治的荒谬，包括短语“公民社会”现在已经被主流媒体禁止使用。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告诉参加聚会的人：党和政府官员花了所有政府收入的1/3用于购买自己的豪华汽车，旅游，医疗保健，宴会和其他津贴。他说：“然而人们还叫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报道说，马晓力的父亲曾任党校校长，也当过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她表示陆德的评论让她打开了话匣子。“在80年代的时候，当党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还为它辩护，解释它的做法。90年代的时候，我们同情批评者，但到了现在，我们几乎想要加入批评者。”她用台湾的蒋经国举例，她说他把台湾从专政转型为民主。

据报道说，马晓力是和习近平的姐姐一起来的，其父马文瑞，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自从1940年代就是亲密盟友，其父是华国锋和胡耀邦时期党校负责人，她后来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一起在统战部工作。胡耀邦的家人，在文革后帮助了习近平的家人，而叶剑英则帮忙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书记，习近平的姐姐和叶向真一起上的学。……

有人说，现在的情与清末相似，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在反而不能？但有人指出，现在与清末社会状况相比，有三点相当重要的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即党将统治神经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处）；2、清末政府军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算术级差，即1与2、3、4的差别，如今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3、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一位推号为“天雷无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国大陆是没有信仰的乌合之众，组织能力是其死穴，中国大陆农民的组织能力比中国大陆官方强多了，这完全是昏愦之言。大陆官方没有信仰是真，说是乌合之众却毫无根据，大陆民众缺乏的正是组织能力。过去这些年来，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相对少，只有农民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组织纽带，才能组织一些社会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败于官方有高度组织的镇压行动。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与中国大陆人同属一脉的台湾，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当中过渡最顺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实现之前，整个社会已经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础工作，如开放言禁，允许私人办报；开放党禁，允许民间结社。这些当然都是在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统治者为了求存而逐步让出来的空间。但正是社会空间的扩大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才最终促使了社会转型。以政治开放度相比，中国大陆现阶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比，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态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开明专政。要想像突尼斯与台湾那样成功转型，最佳的对应之策应该是先促成向开明专政过渡。今后几年内，当局倘若能从国家利益与长治久安考虑，应该让农村与城市基层自治，使民众有机会涵育自组织能力，实现自治。这是为社会转型做基础工作，也是唯一能够解脱中国大陆政局之结的方法。

变革压力来自执政者危机感。北京有没有危机感？有。乌坎事件中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中那句“群众被激怒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就是危机感。

德国之声曾刊登一篇文章，题目“2012是民主与专政竞争的关键年”。文章起始就提到，2012是制度竞争的关键一年，这种竞争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决斗。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增加，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将面临严峻考验。《南德意志报》在1月2日号写的一篇评论中也直接就这么讲，2011年是革命、愤怒公民和抗议运动的一年，所依据的是西方的核心价值：民主、透明度和责任感；而2012年将表明人们对这些核心价值观的真正态度，因为2012是检验民主的非常特殊的一年。因此这是一个制度竞争的关键的年头，而竞争日益取决与中美之间的决斗，是民主同专政之间的决斗，是底层运动与上层控制的决斗，是坦诚与欺瞒之间的争夺。

评论中还说，中共的干部总是想要证明在专政的制度中，中共的领导人更替未必是更遭的事情。权力更替虽然是上面的决定，但依然会有益于人民。问题是，谁赋予了他们这个权利？谁给予了他们合法性？这种善意的专政的模式其实早已受到挑战，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胡木英的话“道出了现场红二代们共同的心声”，现场一片掌声。“要努力，要切记，我们的政权不是为一小撮人服务，更不是为了某些特权阶层服务，而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报道称，此时掌声如雷，许多人喊起好来。由此可见，红色贵族们也认可这个国家是服务于人民的，国家的体制是服务于人民的，党归属于人民，而不是人民要服务于党，党的利益决定一切并不可取。

党的利益，取决于有利于人民。所以，若人民在统治者、在党的官员眼睛里是什么都不是，跟家里养的家禽一样时，那么谁去管这些家禽，这个家圈是多大，到底给他们吃什么东西，都有党官们决定，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体制，就造成了权力的绝对化，造成了一种错觉，党是人民的主人，党所有的一切的决定是给予人们福祉的。正像卡扎菲当年就曾经说过，你们有的饭吃，你们有的房住，你们有的车开，你们怎么还不满意呢？这样混球的话却问得非常的铿锵有力。但今天在大陆，又有多少党的官员，党的支部书记、党委书记不是这样的说话？——我给你们饭吃，我给你们挣钱花，我让你们有机会有房子住，……。

中国第五代领导层与第四代不同，接任时面临的是遍地烽烟、生态濒临崩溃、社会道德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不崩”指的是政权依赖高压维稳得以不崩溃。就在2012年元旦后那几天，广东东莞、四川米易县、宁夏河西均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这些注定第五代领导人已经不能“守成而不求变”地熬过10年，应对危机将成为其日常政务。

中国大陆这代50后领导人的基本特点是：因有过底层经历，灵活务实。这就使得官方统治有一定弹性，在压力下有可能做些调整，在压力足够大时，也许能在危机下做出改革。所以，解开中国大陆局势死结的钥匙，就在第五代领导手中。这也许就是“红二代”们“我们不能不对十八大充满期盼，期盼新一届领导人能认识到危机”的真谛。

笔者对十八大的期盼，则比较具体：首先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包括资源自管）；其次，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渡到有责任政治。只要第一步棋走出，以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民众素质，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会比较快，目前在高压维稳之下的僵局，才可能走成“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