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
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纵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攻读化学，是为了制造炸弹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当年他的祖父由浙入川，是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先生赏识，总是排名第一。１９０４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当地人排外，他只好冒充巴县籍应试，获得第三，成为一名末代秀才。随后，他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员，便带着１２０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他进入成立不久的中国公学。这是由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友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在日本，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完全是为了革命。因为他看到革命者们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往往采取暗杀方式。暗杀需要炸弹，许多人便自己制造起来。由于他们不懂化学原理，不仅事倍功半，还经常出事。在目睹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他才做出这一选择。
多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曾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专业选择做过深刻反省。他说：“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６７９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下引该书只标页码）。
为什么这样说呢？显然与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二、远渡重洋，探索中国落后原因
辛亥革命后，任鸿隽当即放弃学业回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与孙中山同乘一辆花车抵达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学业未竟，遂拒绝蔡元培、胡汉民等政要的挽留，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第７１５页）。
初到美国，他进入康乃耳大学文理学院。在那里，他目睹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并感受到东西方社会的许多不同：“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男女恋爱，东主防闲，西主放任；个人发展，东主裁制，西主自由。”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感受。经过学习、观察、研究，他才对“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并认识到东西方的最大差别，是“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为了探索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任鸿隽并没有像如今的留学生那样，把学技术、拿学位看得太重。他说：“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概，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第６８２页）
１９１４年初，任鸿隽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后，在《建立学界论》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随后他又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指出：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还必须从归纳法入手。
为此，任鸿隽曾在许多场合对归纳法作过介绍。他说，这是三百年前由培根创立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分为下列步骤：一、由事实的观察确定一个假说，二、假说演绎出一个结果，三、用实验来考查这一结果，四、把合乎事实的实验定为科学定律。简言之，就“是用事实作根据，推出一个通则，再用观察和试验证明那通则的不错，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大概。”（第２７６页）。尽管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并不会靠归纳”（《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编辑后记》），但是任氏所言与他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矛盾。相比之下，《独秀文存》对科学的理解就比较浮浅。
三、创办杂志，介绍科学真谛
１９１４年暑假，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等人一起聊天，在谈到海外游子如何为国效力时，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科学，我们应该办一种科学杂志。这一提议获得大家同意，经过半年筹备，《科学》杂志于１９１５年１月问世。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创刊具有划时代意义。另外，为了排版方便，该刊采用横排方式并使用西式标点，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从此以后，任鸿隽对《科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编务，还写了许多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对科学产生兴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搜集修改后，取名为《科学概论》，于１９２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再版）。他在该书序言中说：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照逻辑方法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智识。用这个定义来衡量，那些片段的发明（比如我国火药和指南针）、偶然的发现（比如人类的用火）和空虚的思想（比如玄学、哲学、经学），都不能算作科学。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和科学创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告诉人们：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作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人总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科学呢？他分析说：“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第８５页），由于“道”与功利是对立的，所以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时，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孰不知科学也是“明道之学”，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所以切不可像洋务派那样，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对待科学。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还总结出人类“智识不进”的四个特征：一是尊崇古代，二是依赖陈言，三是固执成见，四是观念混淆。这也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大反动；……他们的主张，是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第３３８页）他说，这是人类社会由迷信时代进入科学时代的主要标志。
四、成立学会，共图科学发达
在《科学概论》中，任鸿隽还对科学与常识作了辨析。他借用赫胥黎的话告诉人们，科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因此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也应该如是”（第３５２至３５３页）。也就是说，不仅是科学研究，即便是个人思想行为、社会团体组织，也应该受科学精神支配。
关于科学精神，任鸿隽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他还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却有四大弊病：一是材料偏而不全，二是研究虚而不实，三是方法疏而不精，四是结论“乱而不秩”。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告诉大家：西方在中世纪时比中国更黑暗。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家才把发现真理当作自己的天职，“他们与宗教战，与天然界的困难战，牺牲社会上的荣乐，牺牲性命，去钻研讲求，才有现在的结果。我们若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第２４３页）
竺可桢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阴阳五行迷信深入人心，二是数字与度量不被重视，三是士大夫不肯动手，缺乏实验。所以要向中国“移植科学之花”，既要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竺可桢文录》第３３至４１页，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看来，任鸿隽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看法，也是那一代科学家的共识。
《科学》筹备期间，任鸿隽等人曾拟定《科学社招股章程》，决定每股五元（一说十元），共发行股票４０份，作为办刊资本。《科学》问世后，大家感到要谋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于是他们重新起草章程，选举任鸿隽为社长，并规定每年１０月２５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按照章程规定，中国科学社要办的事情很多：发行杂志，著译科学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举行学术讲演，组织科学旅行团，接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据任鸿隽说，尽管他们对著名的私人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并不了解，但是中国科学社从一开始就与它非常相似。英国皇家学会以拥有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大师为荣，在科学发展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当年这批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年后，因主要成员先后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
五、涉足实业，却是无功而返
１９１６年秋，任鸿隽从康乃耳大学毕业，先后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参与胡适挑起的白话诗之争，这一争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不久，他因为主编《留美学生季刊》结识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女士本来是独身主义者，后来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二人才结为夫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第１２５２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三年版）。他曾经对陈衡哲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与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第７４８页）这话让人特别感动。他对妻子好，对朋友更好。据杨步伟说，１９３３年她和赵元任从美国回来，准备去南京中央研究院赴任，梅贻琦、胡适、任鸿隽都争着邀请他们。任鸿隽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杂记赵家》第２７６页，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另外，胡适与任氏夫妇号称“我们三个朋友”，也是学界佳话。
任鸿隽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学成回国的。在此之前，胡适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却有感于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以饭碗问题为第一要务”，还是决定先做些调查准备工作，然后再投身于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１６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
第二年，他回到阔别１２年的家乡，正值当年的革命同志、时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要办炼钢厂，便委托他筹办此事。尽管他认为倡导科学比创办工业更重要，并告诫国人不要因为崇拜实业就把科学忘在脑后，但考虑到此事办成，可以让“已造就的人才有相当的位置”（同上），他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任鸿隽再度赴美，经考察他决定采用电炉炼钢法，并订购发电机、电炉等设备。遗憾的是，第二年他回国后，熊克武已经离任，使这一计划被迫停顿。所幸他买回来的设备到“九一八”事变后终于派上用场，与他一同前往美国的周仁后来在冶金方面颇有建树，也得益于这次考察。
大约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前后，他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一文中说：在我国，妨碍实业发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为“办实业就如开金矿一样，一锄头就要挖一个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拿出资本，明天就想见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败，便心灰意懒，不复前进。他还说，所谓追求利益，不是把别人口袋中的钱抢过来使自己发财，而是要把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第２２２至２２３页）
六、大学内外，致力于科学教育
１９２０年考察结束后，任鸿隽夫妇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前夕，他还担任过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尽管上述任期都比较短暂，但是他却为科学教育付出很大努力。
早在２０年代担任教育部司长的时候，任鸿隽就注意到科学教材的最大缺点，是只讲述已经发明的事实，却没有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这就很难使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９９％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认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第３８８页）。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才能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１９３２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发表后，虽然有人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爱真理的精神”。（《独立评论》，第八号第１０页）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摘录其中一段，看看其中的道理。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同上，第三号第１３至１４页）。
任鸿隽是１９３５年９月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为了把川大办成一所现代化国立大学，他从外地请来不少著名学者，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地方上落后势力太大，他又不屑于官场应酬，加再上陈衡哲因为发表批评四川的文章遭到地方势力围攻，因此他上任不到两年，就挂冠而去。
七、主持中基会，资助科学研究
１９２５年中基会成立后，任鸿隽担任该会专门秘书、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长等职，是中基会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基会是为了管理美国退还的第二笔庚款而成立的机构，它的全称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鸿隽说，这个名称有两层含义：第一，它不冠以“中美”而冠以“中华”，表示了“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第二，该会每年有上百万元款项可供使用，但由于“教育文化”过于宽泛，所以中基会把这一概念的涵义限定在科学事业、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第５１９至５２０页）。
任鸿隽认为，在科学事业中，科学研究比科学应用更重要。为了贯彻“为而不有”的原则，以有限的财力谋求最大最好的效果，中基会一开始把这笔难得的经费用在资助科学人才和添置科学设备方面。据他介绍，从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享受中基会科研补助金的学者高达２８３人，这些人分布在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考古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陈焕镛、丁文江、严济慈、刘树杞、侯德榜等人，他们都是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基会既资助国内学者，也资助在国外从事研究的人。任鸿隽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大科学家和著名研究室的帮助，其“收效之速，成材之众，恐怕不是自来所有留学办法所能比拟的。”（第５２２页）另外从民国十五年到二十三年，中基会向近百所学校和一百多个学术文化教育单位支付设备补助费５７４万余元，美金４.４５万元。这大概还不包括当年为挽救“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而支付的１００万元。（《丁文江的传记》第１２５至１２７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除此之外，中基会向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生物调查所和社会调查拨出专款，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翻译科学和历史文化书籍，并向许多中学减价提供仪器和标本。有人认为，从１９２５年进入中基会到１９３５年暂时离任，“是任氏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时期”。在这十年中，“任鸿隽及其合作者们，为三十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为施泽于其后几十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７６１页）
八、战争年代，反思科学得失
１９３７年６月抗战爆发前夕，任鸿隽离开四川大学回到北平，随即出国进行考察。考察回国后，他应蔡元培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并担任该院总干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重新担任中基会干事长。
在战争年代，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中研院、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仍然照常进行。浏览当年的《竺可桢日记》，有关学术活动的记录比比皆是，难怪费正清看到中国知识界战时生活状况后曾颇为感慨地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２６９页，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在此期间，任鸿隽经常强调科学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科学的重要。关于前者，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中华民族好像一条大船，抗日战争好像一场暴风雨，科技人才好比船上的机务人员。没有机务人员，船到紧要关头就会束手无策。（第５５２页）。至于后者，也是他忧心忡忡的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后期，他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而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抗战结束前，任鸿隽对甲午战争以来的科学事业作了回顾和总结。他说，中国科学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表面看用了５０年，实际上“多者不过三十年，（如地质学），少者不过十年（如天文学）”，如果再去掉抗战八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第５８７页）
九、尾声：难圆的梦
抗战结束后，任鸿隽和全国人民一样，梦想和平的到来，好为中国科学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他甚至在１９４６年所写的《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中，提出把发展科学作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国家的首要政策”，作为“吾国之生命线”（第６０５页），没想到内战的爆发无情地粉碎了这一美梦。有人曾讥笑他喜欢“痴人说梦”，他说“梦固是梦，但我相信它表示的是一种超然的见解与健全的希望”（第５３５页）。面对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他清醒地告诉人们：只有经过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才能防止独裁，制止战争。
内战的发展使年过花甲的任鸿隽做好了出国准备。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刚到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三人多、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云。……”（《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１２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这里的“多、苏、安”，是指任氏女儿以都、以书和儿子以安。陶孟和因为经费问题与任鸿隽有过矛盾，看陈衡哲的口吻，显然对陶的选择不以为然。５月４日，竺氏日记中又有“下午任叔永来谈片刻，知中央银行所存美金非有去外国之护照不能取出”（同上，第１２４７页）的记录。
此后，任鸿隽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又返回内地。从《竺可桢日记》看，大约在９月１１日，竺已得知任鸿隽回来，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严济慈。第二天，竺听说生物学家胡先骕（字步曾）专程去天津看望任鸿隽，便在日记中写道：“……余认步曾此行为不智，使叔永一到京便被人疑为别有作用也。……”（同上，第１２８６页）。这说明，任鸿隽去而复返已经引起当局怀疑，并受到严格监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引文的删节为《竺可桢日记》的编者所为，这就使读者无法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大大降低了这套书的价值。
随后，任鸿隽到达北平，住在永利公司，并拜访了吴玉章、韦悫等人。韦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欧美，抗战时曾到新四军控制区工作，任鸿隽找他是为了谈中国科学社的前途。看来任鸿隽不顾个人安危再度回来，可能是放不下这件事情。据竺可桢说，从韦处出来，他们二人曾到中山公园今雨来轩饮茶，当时“在此饮茶者惟余二人，可见北京已不见所谓有闲阶级。”晚饭后竺去隆福寺访书，痛心地看到线装书已无人过问，旧书都论斤卖了。此情此景在宋云彬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与此同时，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也表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同上，第１２９４页）。后来，竺可桢、陶孟和、李四光等人被安排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无论是能力还是成就都并不亚于他们的任鸿隽，却长期没有一个实质性职务。看来，任鸿隽想要继续他的科学救国梦，恐怕是难了。
从此以后，中国科学社的命运也被饶毓泰不幸言中：
１９５１年，创办３５年之久的《科学》月刊被迫停刊，后来虽然以《科学》季刊的形式出现，却没有维持几年；
１９５３年，由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画报》（创刊于１９３５年，是当年影响最大的科普读物）移交给上海市科普协会；
１９５４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和仪器被中国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接管；
１９５６年春，中国科学社将明复图书馆（全国最大的科技图书馆）捐献给国家，这就是后来的上海泸湾区图书馆；同年秋，中国科学社所属印刷厂（在印刷科学书刊方面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移交给中国科学院；
１９６０年，中国科学社以捐献的名义，将所有财产，包括房屋、图书、设备和８万多元余款上交国家，并停止了一切活动。这让人想起任鸿隽在１９４８年说过的一句话：“私人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可以保护学术天才。（第６１９页）
据说任鸿隽当时曾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科学》季刊不要中断。但“结果是财产交了，《科学》断了”（第７６６页）。
１９６１年，就在办理中国科学社财产移交手续之后不久，任鸿隽溘然长逝，享年７５岁。
２０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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