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权利运动
力量分布是如此不均衡，以至于对我们而言，选择抗争显得极其愚蠢。但是，如果把对手的斗争手段和我们自己的都纳入考虑，就会发现显得荒唐的不是我们的抗争意图，而是我们抗争的对象还依然存在。他们有百万钱财和百万顺服的士兵；我们虽然只有一样东西，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强大之物——真理。——列夫•托尔斯泰
第八章
美国南方：民权运动
“无形力量”
1936年3月，非裔美国牧师霍华德•瑟曼博士（Dr. Howard Thurman）在印度拜访甘地，向他讨教关于非暴力行动及其对结束美国的种族不公的作用的问题。这位印度领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运动被美国黑人的主要期刊和报纸详细报道，而像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和杜波依斯（W.E.B Dubois）这样的黑人政治和知识领袖也把印度的运动看作非裔美国人的光辉榜样。因此，瑟曼博士的访问大概也是一次朝圣之旅。
当被这位黑人牧师问及他是否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时，甘地强调：“它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力量。”他还把它的力量和圣保罗（St. Paul）的爱的理念相提并论——这表明是什么使甘地在许多经常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力量以忍受附庸地位的美国黑人心目中备受推崇。“甘地的力量体现了那个下层拿撒勒人（译注：指耶稣）的生命与教导：我们战胜敌人所凭借的不是力量和强权，更多地是某种精神品质，”黑人记者戈登•汉考克（Gorden Hancock）1932年在《诺福克期刊及指南》（The Norfolk Journal and Guide）中写道。1
不过一些黑人观察家对甘地的事业的实际经验同样印象深刻。在印度1921-1922年的不合作运动之时，《芝加哥卫士》（The Chicago Defender）的一名记者就预见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公共交通抵制：“我们相信当我们选择步行而不是留在车上忍受对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的侮辱和伤害时，空荡荡的车厢终会使南方城市的轻轨电车巨头们焦头烂额。”2
和瑟曼的会谈一年之后，甘地又接见了另两位杰出的非裔美国人，钱宁•托拜西博士（Dr. Channing Tobias）和本杰明•梅斯博士（Dr. Benjamin Mays），并告诉他们非暴力行动“不能只用来说教，它还必须被实践”——而且不能仅通过个人，好像它不过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一样。“它可以被大规模地实践。”3
至于抵制使用暴力，甘地虽然承认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斯大林在当时展现了“暴力的即刻效果”，但是他援引那位其帝国早就化为灰烬的古代蒙古战将的例子，信心满满地断言“它将和成吉思汗的屠杀一样转瞬即逝”。甘地确信非暴力行动最终会使“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并称其为奇迹，虽然它仅仅是“无形力量的无声然而有效的活动。”4
当甘地谈论这些时，在美国可见并且还将明目张胆地存在另外三十年的，不是一桩奇迹而是一个丑陋的怪物：对整个种族的权利的系统甚至暴力的剥夺。然而，甘地所说的那种力量会改变这一切——大规模地改变。
“非暴力抗争”来到南方
有想法的学生
1959年秋天，一位名叫戴安娜•纳什（Diane Nash）的非裔美国妇女从芝加哥南区来到田纳西州的首府，到菲斯克大学这所以黑人为主的学府报到。她来到大学是为了“征服世界”，但在纳什维尔市她发现的却是一个把她挡在一堵无形的墙壁后面的社会。她每次鼓足勇气进城，都会遭遇白人视她为下等人这样的暗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她去田纳西州展销会（Tennessee State Fair）赴约时，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隔离开来的“有色”卫生间——这是她在北方不可能遇到的东西。当她去商业区购物时，她不能坐在餐馆吃午餐，即使是在伍尔沃斯（Woolworth’s）这样的商店里也不行——她被告知“此处不为黑鬼服务”。如果她想吃三明治，她就必须带出来在路边解决，和她注意到的其他黑人的做法一样。“这很丢脸。我开始讨厌种族隔离。”5
纳什问菲克斯大学的其他学生他们是否知道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或者什么活动。他们回答说：“冷静点。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你只能给自己招惹麻烦。你为什么不在平时就好好上课，而周末只参加聚会就罢了呢？”最后她又询问菲克斯大学的白人学生保罗•拉普莱德（Paul LaPrad）。他说他知道一位正在寻找学生参加非暴力行动讲习班的牧师。纳什决定一试。6
讲习班每周二晚上在一个小小的卫理公会教堂举办。大多数参加者是这个地区的黑人大学学生，不过也有一些白人学生参与。他们学习了莫罕达斯•甘地和“非暴力抗争”——并了解到：行动起来终结压迫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表现出一种真理的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压迫者的心思与意念。在行动角色演习中，他们操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功夫，并且学习如何在遇到攻击时保护身体。虽然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这群学生却准备对被称作“吉姆•克劳”（Jim Crow）的美国南方种族等级制度发起正面攻击。
卫理公会牧师、范德比尔特神学院研究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是他们的老师。这位戴着眼镜的处事周全的年轻非裔美国人1958年来到纳什维尔时已经30岁了，不过他对暴力的反感和面对种族主义时的自尊却要追溯到他在俄亥俄州度过的少年时代，在那里有一位慈祥的母亲和一位随身佩枪的牧师父亲养育他。在他的成长中，这些推动因素形成了他的世界观的不同方面，这种世界观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基督教戒律和对种族压迫的激烈批判结合了起来。由于痴迷于从黑人报纸上如饥似渴地了解到的甘地在印度的行动，劳森形成中的非暴力斗争观得到了加强。7
劳森最初认真研究甘地的理念是在位于俄亥俄州的卫理公会学校鲍德温-华莱士学院。在对该校的一次访问中，和解协会（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一个致力于和平和正义的跨宗教组织——的马斯特（A. J. Muste）和劳森建立了友谊，并引导他了解甘地的作品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人对德国人的抵抗在内的非暴力行动史。马斯特还推动劳森与像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和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这样正在实践甘地的方法的其他黑人领袖建立联系。劳森订阅和解协会的杂志，同时也了解到1936年会见过甘地的牧师霍华德•瑟曼的事迹。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劳森就尝试过了他后来将传授给纳什维尔学生的直接行动技巧。还在高中时，他曾和一位朋友要求在一家黑人顾客只能外带的汉堡店内就餐。大学期间，当他前去参加中西部青年会议时，他继续展开这些反对歧视的个人行动。在他最为大胆的反抗行动中，对象是战争而不是种族主义。当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时——劳森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他干脆拒绝和管理自己的征兵委员会合作，而不是申请神职人员缓征或者良知拒绝者身份。那次拒绝行动使他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一年多。
结束鲍德温-华莱士学院的学业以后，劳森去了印度，在那格浦尔市的一所学院里担任传教士。虽然他的工作是去教书，但劳森到印度却是为了学习。在那里的三年中，他对甘地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和圣雄的一些门徒接触——结果是，和许多对这位印度领袖了解非常少的其他非裔美国人一样，他开始相信甘地的学说和活动体现了基督的精神。对劳森来说，甘地主义者和基督徒几乎成了同一样东西。8
1955年12月，当时还在印度的劳森不经意地从《那格浦尔时报》（Nagpur Times）上了解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正在抵制该市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他这时第一次听说马德•路德•金，一位与他几乎同龄的牧师。在去印度之前，劳森已经考虑过把甘地的理念应用到南方反对隔离的斗争中的问题。现在，蒙哥马利事件之后，普通黑人好像为加入这样一种运动做好了准备。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印度一样，南方进行一场非暴力解放斗争的时机看来成熟了。9
1956年劳森返回美国，到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目标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效力种族平等尚在其次。然而，马丁•路德•金1957年2月的奥伯林之行使劳森脱离了他的首要目标。作为当时一名公认的领袖，金去奥伯林发表演讲，并且还留出时间与全体教师和学生进行小规模的午宴。劳森到场时发现金和自己坐同一桌，于是就坐到了他正对面。他告诉金自己的牢狱之灾、在印度的岁月以及与一些为金出谋划策的活动人士的交往，还有自己毕业后去南方的强烈愿望。金请他不要再等了：民权运动即刻需要劳森——没有其他黑人领袖真正理解非暴力运动之所需。劳森经不住这份请求，答应前往南方。10
劳森一直保持着与和解协会的联系，因此很快便听到他们正准备在南方设置一个外勤秘书职位。这份工作很合适，他最终决定安身纳什维尔，他可以在那里的范德比尔特神学院学习（这里刚开始招收黑人研究生）。1958年年初，劳森从自己俄亥俄州的家乡马希隆乘巴士出发，踏上对美国种族主义这个挥之不去的庞然大物的非暴力围攻之路。
“大规模的抵制”
当詹姆斯•劳森来到纳什维尔时，南方民权运动已经没有动力了。种族隔离和对黑人完全公民权的剥夺——世纪之交时成型的南方生活的特征——正受到全方位的攻击。但是其总体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末时依然完好无损，而民权工作者在与种族主义法律和习惯斗争的最好方式上意见不一。非暴力行动将在运动中发挥何种作用也不明确。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数十年来一直都是卓越的民权组织。它由以内战后方才通过的宪法第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为导向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领导。这两个修正案扩大了法律平等保护和选举权的范围，但在南方却一直被弃之不理。通过游说和诉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正在努力推动联邦政府来兑现这些承诺——一种已经有所斩获的策略。亨利•杜鲁门总统已经废止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能干的律师们也赢得了认为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修正案的最高法院裁定（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一时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目标，即引发一场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的广泛打击，似乎触手可及。
然而“布朗案”引发了南方白人以“大型抵制”的形式进行反击，并且，尽管为种族隔离辩护的努力常常以保护“州权”免遭联邦权力侵蚀的花言巧语为幌子，但它的主要攻击对象却是维护他们的个人权利的黑人。签署申诉状对学校种族隔离在联邦法院发起诉讼的黑人父母，受到失去工作或者人身攻击的威胁。州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骚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措施；在阿拉巴马州，协进会1957年被关闭。20世纪50年代末期，协会在南方失去了数百个地方分支和大约50,000名成员。
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继续在法庭上进行反对“隔离但平等”的教育的斗争同时，南方城市的普通黑人发动了反对公共交通车辆上的种族隔离的经济战。黑人乘客只能坐在城市公共汽车后排指定的位子上；位子满座时，即使派给白人的前排位子一片片的空着，他们也必须站着。对黑人乘客而言，这种做法是对他们的羞辱，然而它也是个脆弱的攻击对象，因为公交线路得依靠他们支付的票价来维持。三个城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和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的黑人社会全都起来抵制公共汽车。来自黑人牧师群体的领袖在他们的教堂传达指示，在群众集会上鼓舞士气，筹集资金，并且还组建共乘汽车服务以方便抵制者上下班。在每个城市，这种抵制都一直持续到协议达成以后方告结束。
尽管不是公共汽车抵制的头阵，蒙哥马利的抵制却是最重要的。抵制开始时马丁•路德•金只有26岁，才在那里住了两年。抵制并不是他的主意，他也没有在发动抵制中起作用——关键的发动者是蒙哥马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秘书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劳工组织者E.D.尼克松（E.D Nixon）和阿拉巴马州学院的教师乔•安•罗宾逊（Jo Ann Robinson）。尼克松和罗宾逊在帕克斯由于在一辆公共汽车的白人区就坐而被捕后着手策划抵制，他们通过传单和其它联系方式争取人们支持。但他们认识到牧师最能集结黑人民众。因为他的能力显而易见，也因为年长、有名头的牧师怯于负责，金担起了领导职责。
没过多久，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就展现了后来使他在运动中成为杰出人物的才华。金有在面对死亡威胁和住宅爆炸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一切的勇气，而且他还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以及一位能使他的听众充满为一项正当的事业而不只是公共汽车上的一个座位而战的意识的鼓舞人心的演讲者。他长相英俊，表达能力强，有教养，还是个基督徒——所有特征都使他成为在早期的电视上向美国白人传达黑人抗议的意义的理想人选。当抵制延续至1956年且没有停止的迹象时，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记者云集蒙哥马利，并让它的领袖成了一位著名人物。11
金的另一位访客是1956年2月从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而来的中年黑人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他是个放荡不羁、充满乐趣的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为劳工和公民权利团体效力多年的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他经受了打击和牢狱之灾——而且他也是一名非暴力行动的坚定信徒。由于这个原因，当他听到关于抵制的消息时就冲到蒙哥马利，向马德•路德•金及其同事介绍如何发动和运作非暴力运动。当他听说自己的激进色彩可能威胁到抵制活动的声誉时，拉斯廷在和解协会的格伦•斯迈利（Glenn Smiley）到来并继续进行他起头的工作以后，就离开了蒙哥马利。
像被吸引到非暴力方式下的其他美国人一样，金在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摈弃暴力的有力的宗教谕令，不过他还研习为非暴力行动提供了实用主义的而不是道德上的论证的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著作。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并不希望通过使用暴力来赢得平等——如果他们试图那样，招致的可能是来自南部地方当局的严厉镇压，而有利于他们的联邦政府干预也就无望了。除了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培训之外，拉斯廷和斯迈利所做的就是打开关于冲突及暴力之外的选择的广阔思想世界的大门，这扇门在詹姆斯•劳森的鲍德温-华莱士岁月里也向他敞开。由于这些以及他自己的抵制经历，金对暴力的尚不成熟的厌恶，转变成了对非暴力行动作为他很快会主导的民权运动的指导原则的明确恪守。12
尽管蒙哥马利的抵制很有新闻效果，但与巴吞鲁日和塔拉哈西的一样，它并未取得明显的胜利。全部这三个城市的抵制并不是为了结束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而只是为了调整它以使黑人在前部有空座时不必再站着而发动的。巴吞鲁日的市府官员通过同意黑人乘客在公交上由后而前入座，而白人乘客则反之的“先到先得”规则，一周之内就成功结束了抵制。蒙哥马利的抵制者本来早就会接受类似的待遇，但那里的白人官员顽抗了一年多，而运动也就持续了下来。最后结束这场抵制的，是一场以最高法院推翻授权在城市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为结局的诉讼。塔拉哈西的行动迫使地方公共汽车线路暂停了所有服务，不过抵制在最高法院的裁定之后同样也就结束了。
尽管公共汽车抵制证明非暴力行动是一种指望得上的力量，但它们未能引发一场横贯南方的更广泛的运动。许多南方城市提早取消它们的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以避免抵制和法律挑战，而在包括亚特兰大、孟菲斯和新奥尔良在内的负隅顽抗的城市，小规模的抗议引起了提请撤销废止种族隔离的法庭命令的诉讼。此外，在黑人只占人口中一小部分且没有多大集体购买力的城市，或者在反对不怎么依赖于黑人消费的企业时，抵制进行的并不顺利。而由于抵制需要尽可能普遍的参与才能起作用，所以它们不适于没有强大的全社区范围的组织的地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制裁方式，一场如火如荼的非暴力运动才能在南方展开。13
为了在南方团结地方领袖和联合起黑人社会，1957年马丁•路德•金和其他年轻黑人牧师们组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有金掌舵，又有像贝亚德•拉斯廷这样来自北方的战略家出谋划策，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宣布它将发动一场争取公民权利的非暴力运动。由于对动员人们参加一场大胆的行动颇为犹豫，它最初将注意力集中在促进选民登记上，也取得了有限的成绩。与此同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袖仍旧孜孜不倦于法律行动，但是它的许多南部成员对这个看起来属于精英和渐进主义者的战略并不感冒。
民权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虽然说不上汹涌澎湃，却也远非没有进展。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牧师正在诸如亚特兰大、伯明翰和纳什维尔这样的城市建立组织，而来自北方的活动人士也在帮助提供非暴力培训和介绍新的直接行动策略：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商场午餐柜台静坐抗议（sit-ins）。这些活动在诸如迈阿密、堪萨斯城、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及俄克拉荷马城这样的许多南方边缘地带的城市进行。走遍这个地区并发动这些行动的人之一，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年轻牧师詹姆斯•劳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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