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纳什维尔的静坐抗议
南方的雅典
当詹姆斯•劳森1957决定去南方时，他最初倾向于这个地区发展最快的大都市亚特兰大。但格伦•斯迈利劝他代之以纳什维尔。田纳西州中部这个规模较小、也较少变化的城市，有着一个不同寻常地进取并且对这个俄亥俄人的观点持开放态度的黑人精英群体。中心人物是凯利•米勒•史密斯（Kelly Miller Smith），一位有才干的年轻浸礼会牧师，同时也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及其地方分支纳什维尔基督教领袖会议（Nashville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创始人之一。入读该市四所卓越的黑人院校——依次是声名卓著的菲斯克大学和玛雅医学院，及知名度较小的田纳西农工院和美国浸礼会神学院——的数千名学生，是纳什维尔潜在的活动人士的大储备库。
与佐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这样的南方腹地州相比，纳什维尔的种族氛围对黑人的威胁也较小。城市的白人强势利益群体喜欢以文明和远见自许，而该城也自称南方的雅典。黑人也没有被拒之地方政治体制的大门之外：人头税（poll tax）这个黑人在南方参加投票的传统障碍在城市的选举中被数次暂停征收，并且有黑人候选人甚至赢得了纳什维尔市议会的席位。市长本•韦斯特（Ben West）在种族问题上是个温和派，城市主流报纸之一《纳什维尔田纳西人》（The Nashville Tennessean）也对种族问题持开明态度——它曾努力推动取消人头税，并不吝版面，慷慨地报道民权运动。
然而，从其总体风气而言，纳什维尔不可能比最公然地坚持己见的南方城市较少种族隔离。黑人不能在大多数餐馆里就餐。他们必须从后街小巷的隔离入口进入电影院，然后又不得不坐在楼厅上。他们被排斥在公共泳池和高尔夫球场之外，在火车站也只能使用隔离开的候车室。银行、商场及餐馆的黑人雇员从事的是看门、洗刷碗碟或者其他接触不到顾客的工作。
当一个联邦法院1957年命令该市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之时，市府官员设计出了一个被其它南方城市广为效法的计划——它采取的变革乏善可陈却仍能和法院判决的字面意义相合。从一年级开始，每年取消一个年级的隔离。由于匿名电话威胁（“我们会打死你的小女儿并把她倒挂起来”）以及投掷石块和挥舞棍棒的群众，大多数黑人父母第一年没有让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个计划：只有19名黑人一年级学生（全市总共有1,400名）入读原来的白人学校。这大概就是多数南方白人能够接受的种族关系进步的程度。
詹姆斯•劳森到达时，纳什维尔有个事实上的种姓体制，它决定着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在何处居住、饮食和玩耍，可以从事何种工作，以及当他们在街道上或者商店里遇到他人时该如何行事。不过城里有急切地想要对此进行挑战的黑人领袖，而白人领袖对维护它却并不热心。种族歧视（Jim Crow）在纳什维尔依旧岿然不动，但吉姆•劳森（Jim Lawson）正准备把它彻底铲除。
非暴力学府
搬到田纳西后，劳森为和解协会的事务遍访南方各个城市，提供与种族隔离斗争的非暴力方法方面的培训和建议，他还在纳什维尔举办关于非暴力行动的讲习班。1959年劳森断定在这个城市策划一场民权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让凯利•史密斯和其他黑人牧师通过他们的教堂发布出需要学生参与进来的消息。14
产生的响应可远没那么热烈。当地的黑人大学对民权斗争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学生们也生活在随大溜和循规蹈矩的压力之下，因为受过教育的年轻黑人终将会得到前几代人可能完全无法想象的工作机会。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身上的压力可能是最大的。反抗种族隔离可能会使他们的父母为把他们送入大学而做的所有牺牲都白费掉。15
1959年秋天参加劳森在克拉克纪念卫理公会教堂（Clark Memorial Methodist Church）举行的讲习班的，是那些无法适应现状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是厌恶肮脏的南方体制的北方人，比如戴安•纳什。其他人则是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选择不会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保持沉默的年轻南方人。马里恩•巴利（Marion Barry）是菲斯克大学的研究生，他曾经因为公开谴责一位校董的种族歧视立场而被差点儿赶出位于孟菲斯的勒莫因学院。讲习班最坚定的两位参加者来自这个城市最破落、声望最小的学校，即美国浸礼会神学院。伯纳德•拉斐特（Bernard Lafayette）出生在南方，接着就随家人迁到了北方，然后就来到纳什维尔。他在另一位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他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参加讲习班，是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棉乡佃农家庭的腼腆年轻人——的鼓励下参加了讲习班。讲习班里也有几名像保罗•拉普莱德（Paul LaPrad）这样的有理想的白人学生。
劳森给学生们讲授非暴力行动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关于废奴运动、20世纪40年代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组织的芝加哥静坐抗议、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以及甘地在南非和印度领导的运动。甘地和基督是最重要的两个参照人物。劳森希望学生们领会“非暴力抵抗”——他称之为“灵魂的力量”——在和不公的斗争中如何起作用：受压迫者并不是打败压迫者，而是通过向他们展示其行为造成的痛苦来唤醒他们的普遍人性意识。对劳森来说，非暴力行动不只是一种社会行动的技巧；它还是开发更重要的力量之源的一种方法。16
他镇定、冷静的风格让他的年轻追随者们感到意外——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教师而非领袖。包括刘易斯和纳什在内的一些人很快就被争取了过来。其他人则很难接受劳森正在给他们讲述的东西。他们会说：“你应该站起来，接受打击并进行反击。”通过解释他的方法如何合符于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劳森解决了一些他们的疑虑。其他人之所以继续参与，不过是由于劳森正打算有所动作。戴安•纳什回忆道：“我认为非暴力不会起作用，但因为一个原因我继续参与讲习班……它是城里的唯一消遣。”17
劳森自始就瞄准了一场结束市中心纳什维尔购物区的种族隔离的运动。和劳森本人一样，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这个城市之外，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他们融入纳什维尔的黑人社会的契机——否则就会为种族隔离主义者孤立他们，并把他们污蔑为外来的捣乱者大开方便之门。一些来自史密斯牧师的教会的妇女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诉苦说商业区商场里只为白人服务的便餐店最让她们恼火。在大型商场扩散至城郊、快餐店兴旺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些中心区的大商场及其便餐店是大多数城市的典型特征。在南方，教会中的黑人女性信徒可以花数小时在这些商场里购物，但她们却不能在便餐店里歇歇脚或使用商场的卫生间。当有坐立不安又饿着肚子的孩子和她们在一起时，情况甚至要更糟糕。如果学生们决定在便餐店的问题上做点文章，他们确信这些妇女会成为支持者。18
随着秋去冬来，劳森超出理论之外，开始训练学生为即将到来的形势做准备。约翰•刘易斯说他们“进行小规模的排演，轮流扮演示威者及其对手。我们中一些人坐在一排折叠椅上进行静坐示威，与此同时，其他人扮演服务员或者愤怒的旁观者，称我们黑鬼，当面诅咒我们，并把我们推挤倒在地上。吉姆•劳森会一直在场，穿插在行动中间，有时威胁，有时鼓励，时而指导，时而劝诱。”他们学习如何在遭遇攻击时保护自己：怎么蜷起来才能保护要害部位，如何对抗议者同伴进行援助，以使笞打分散到几个人身上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受害者。劳森让他们任何时候都和攻击者保持眼光接触——经验显示这会抑制攻击者的怒火。并且他们也学会了如何避免被激怒以致进行反击。19
劳森讲习班中的学生们正在训练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尚未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部分。它是一种远比公共汽车抵制更具对抗性的方式：在只对白人开放的便餐店落座并要求用餐，会直接违反南方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这些人冒的可是受伤和入狱的风险。这也就是劳森为什么要强调“严明的纪律、训练、策略、计划、动员以及完成进行一场运动所需要的其它事情的必要性。这些都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它必须被系统地完成。”只要做不到这些，运动便会被反对力量破坏。20
为了熟悉便餐店和商场职员，他们连着两个星期六进行了摸底活动。每次都是一组来自讲习班的衣着整齐的黑人和白人学生走进商场，先买些东西，然后在便餐店就坐，等着被招呼。当他们一如所料被拒绝提供服务时，他们礼貌地要求和商店经理谈话，听取关于商场的政策的解释。然后他们就离开，回到教堂和劳森讨论发生过的一切。
1960年2月开始静坐抗议的决定在学生们离开学校回家过圣诞节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当1月份回到纳什维尔时，他们发现关于他们的计划的消息正在当地黑人院校流传，来参加讲习班的人也更多了。因此他们改为每周在克拉克教堂聚会两次；他们那时称自己为纳什维尔学生运动（Nashville Student Movement）。最专注的学生们组成了中心委员会，委员会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决定并轮流担任领导职位，以免过分依赖任何个人。他们由于讲习班的热烈氛围和劳森灌注的他们正在创造历史的信念而密切联系，已经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他们即将从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伯纳德•拉斐特后来所称的“媲美西点军校的非暴力学府”毕业。22
2月3日约翰•刘易斯在宿舍里拿起一份《田纳西人》（Tennessean），了解到来自北卡罗来纳农工学院的四名大一学生两天前在格林斯博罗一家沃尔沃斯（Woolworth）的便餐店就坐，即使在被谢绝提供服务以后也拒绝起身。劳森的朋友道格拉斯•莫尔（Douglas Moore）–他是北卡罗来纳的一位牧师–在同一天打电话告诉他那里的静坐抗议每天都在增加，然后请劳森帮助在整个南方的牧师活动人士中间传播这个消息——并在纳什维尔尽快行动以保持前进的势头。
那天夜里数百名学生涌入菲斯克大学的一个礼堂，劳森在那里宣布静坐抗议将于2月13日在纳什维尔的商场开始，有意者自愿参加。第二周，当静坐抗议遍及北卡罗来纳并蔓延到邻州时，劳森和讲习班的资深学员每天聚会，给新人们讲授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刘易斯后来回想说：“是的，我们正在加快步伐，但是我们依然决定这样踏踏实实地来。我们不想在这几百名热切、情绪激动的大学生为克制的方式做好准备以前，就让他们放手去干。”训练者不厌其烦的对新人们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反击。他们在便餐店里必须穿戴整洁、交谈轻声并数小时地耐心等待，而且他们还得做好入狱的准备。23
从前一年秋天起即固定参加劳森讲习班的成员，现在成了一个更大的团体的核心。随着最终计划的确定，他们还得为有人不会保持非暴力的情况做好应对准备。还有些人因为存在的风险而犹豫不决：不想失去奖学金的运动员，明白逮捕记录会断送职业前程的医学学生，或者一些只是害怕被打或被投入监狱的人。只有那些清楚自己能控制住反击的冲动并准备好承担这项事业的人，才能参与在便餐店的活动。
不过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其他人去做。实际进行静坐抗议的学生之后会有一个整体的后勤系统。司机要把参与者从校园送到第一浸礼会教堂（the First Baptist Church），那里是集结区和控制中心。教堂里的人要掌握每个人的行踪和中心区的进展，巡查员和通讯员在中心区街头穿梭，把情况汇报到教堂并把指示传达给店里的抗议者。此外，还有人受命应对媒体。25
纳什维尔的学生即将站出来，要求他们被作为平等的公民来对待——就像55年前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在他们去冬宫的游行中所做过的那样。纳什维尔的学生和圣彼得堡的工人都是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获得激励，两者也各自被一位不俗的牧师领导，并且双双摈弃以使用暴力作为赢得社会正义的手段。但相似之处仅止于此。俄国工人在一种狂热的兴奋中做准备，相信沙皇会听取他们的请求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而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情况却毫无概念。纳什维尔的学生毫无疑问也感到兴奋，但他们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并且冷静、井井有序地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已经接受过关于非暴力行动的详细教育，而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胸有成竹。
这个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奥尔基•沙邦（Geogii Capon）和詹姆斯•劳森之间的差异。沙邦容易冲动，他通过激发人们情绪的方式来领导其他人。然而，劳森却是个十分谨慎和理性的人，他也避免煽动自己的学生。他要求他们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去评估他们将遭遇什么。此外，劳森还有一项沙邦不具备的优势：关于非暴力行动数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发挥作用及获得发展的知识——并且他也全面地应用了这些知识。尽管他和沙邦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但他却像一个学者一样来实现非暴力斗争的任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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