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21 文_华璐（广州人，媒体从业者，现就读于香港某大学）
傍晚六点半，港岛地铁示意图上的到站灯闪烁频繁，图上那条短短的红色荃湾线吞吐着越来越多倦而归家的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坐那条蓝色线（东铁线，经落马洲、罗湖口岸及广九直通车站红磡），就算能让我提早二十分钟到家。”一个全身素黑的典型中环男士对着他身边同伴说。
“为什么？”他同伴的提问和我的疑问几乎同时出现。
“不是歧视，也不是贴标签，但满车都是大包小包、大声喧哗说着普通话的游客，这难道不令人心烦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这几天在香港坐地铁，总觉得地铁站里那温柔女声广播的次数明显增多。“请勿在地铁站内饮食，多谢合作。”Facebook上甚至流传着内地家长允许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大便的视频。身边生活在香港的内地朋友开玩笑，最近出门最好还是说英语，免得被围唱“蝗虫歌”。
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已经在各大报刊的头条顽固地盘亘了两个月，这对喜新厌旧的香港媒体来说是罕见的。从年初的D&G拍照事件、孔庆东的“狗论”再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问题，两地的矛盾为传媒和部分读者带来接连不断的刺激，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题材了。
三位宣布参选下届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每天都被记者追问如何打击“双非孕妇”，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访港期间说“会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样一句暂时没有任何实质政策支撑的话，在当天所有新闻台的字幕中被反复滚动。粤港双方政府去年早已谈妥开放两地“自驾游”，但一直未被公众关注。直到上周，港人似乎骤然觉醒，纷纷上街表达对此的担忧——大量汽车拥入会加重本地交通负担。实际上，3月即将开放的是港人驾车回珠三角旅游，而广东省居民自驾游香港目前尚无时间表。
衣食住行，一切似乎都可以上升到矛盾、斗争的高度。任何一个喜好平和的人身处其中，都会感受到剑拔弩张。
西红柿与番茄
记忆中最早所及的香港和现在大有不同。1996年，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年，我和家人第一次到香港旅游，那时的香港没有金紫荆广场，街头没有那么多的LV和莎莎，只有卖咖喱鱼丸和煎酿三宝的小摊。一家人坐在上环的茶餐厅里吃个下午茶餐也被视为享受，烤土司、沙爹牛肉公仔面还有丝袜奶茶，只需30元港币。沐浴在金色余晖中的香港尚未预料到回归后的金融危机，当时1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93元港币，而一家人购买海洋公园入场券的费用，占去我母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随后几年，尚年幼的我常会随亲戚到香港玩，去过海洋公园和大屿山大佛，但没逛过中环和尖沙咀。我记得那时的热门手信是手表和药品，而不是名牌包和化妆品，因为内地的大街上并没有那么多会化妆打扮的时髦女郎。
彼时香港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在地铁里一急起来会用英语提醒你，“乘搭手扶电梯时要站在右边”。那时做一个内地游客必须是小心翼翼的，不敢随地扔垃圾，不会随地吐痰，否则“阿灿”土老冒的帽子随时会扣在除了你以外所有内地游客的身上。
优越感对香港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香港的同龄人问我，广州有游乐园吗？有电视看？我告诉他广州有两个大型乐园，我们也看TVB。可当他拿出一个原版“孩之宝”出版的机动玩具来，我气势顿失。
同样的粤语在香港人耳中一听就能区别。我到一个香港小文具店买东西，店员竟然听着我用粤语说了好几遍“钢笔”，也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香港人称“水笔”）。我还记得当时看一个TVB的侦探剧，警察最后是因为女凶手说的“西红柿”和“涮羊肉”而揭发了其不可告人的身世——一个内地偷渡客。香港人通常把这两样东西叫“番茄”和“打边炉”。
入乡不随俗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带动因“非典”而陷入萧条的香港旅游业，国家开放了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香港开始接待更多远客，赚取更多人民币，也面临着更多文化冲击。
每次过关回内地，我都诧异于内地同胞的购买力，几个名牌包层层叠叠地背在肩上，沉甸甸的旅行箱都是以往出国移民时才会选用的最大尺寸。港币汇率近年随美元一路下滑，手持人民币的消费者无形中拥有了更高的购买力。
香港一家著名的母婴连锁商场的总裁总结过内地游客的特点：他们大多来之前就有一份详细清单，在商店里停留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完成购买任务，因此不会太在意价格。
钱包充裕之后，部分内地游客表现出“不拘小节”的一面，以至于不尊重香港的社会规则。我曾看到一对来自北方的母女在铜锣湾高档化妆品专柜前和售货员高声砍价长达半小时之久，反复地问，“不能便宜一点吗？你不便宜一点我们就不买了！”在售货员反复申明专柜销售价格是固定的之后，又开始咒骂售货员太抠门。我实在很想知道在内地哪家百货公司是可以讲价的？钱包鼓胀，行为却不值得令人尊重，这样的客人很难让人心生喜爱。
但顾客依然是上帝。如今走进香港名牌店，店员多以普通话招待。对于内地游客，店家将他们视为“衣食父母”，但部分店员在殷勤招呼的同时，又会私下对内地游客表达不屑。铜锣湾是内地游客最集中的购物胜地之一，百货公司狭窄的通道里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客，而售货员小姐总是忙于向那些代人购物的内地男士解释精华露和精华液有什么区别。某个周末，当我好不容易在人潮中挤进去，想向前台小姐打听一下附近一个餐厅的地址。“请问我有什么能帮……”话还没说完，身着粉红色套装、挂着甜蜜笑容的前台小姐在听清我的问题后，脸瞬间拉得很长，扔下了一句冷冽的“不知道”。
《明报》发表评论称，香港人的心情是忐忑的，理性上大家知道，越多内地客来消费，越有利于港人就业和赚钱；但感情上许多人对内地客地位提升、港人消费者地位下降，感到很不是滋味。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在微博上说，“10年前我在香港念书时，香港同学问我，上海是不是人人有楼住啊？上海有没有卡拉OK啊！香港人在不久以前还可以说‘大不了去内地退休’，当时他们大概没想到，今时今日是内地人来港买楼，港币贬值，也没钱去内地退休了。才10多年，换了是谁，我想都很难接受吧？”
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因资源被占用而产生的危机感则让更多港人产生不安全感。去年年底，香港各大高等院校内流传着一份港生致内地生的公开信，内文提及：“你们和上一代的留学生不一样，拿着爸妈赚的钱大买iPad、iPhone，还占用了我们的奖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港生邱君逸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转述了部分同学的不满：内地生被视为国际留学生，能保证宿舍，而本港学生反而难以获分配。“他们会觉得我爸爸妈妈交税，为什么我念大学连住宿的机会都没有？”
而流传甚广的“蝗虫”海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香港人的奶粉、医院床位和学位不能被内地人占用。现在，在香港任何一家大型超市和药房中，都会标明奶粉每人每天限购多少罐。针对的是哪类型的消费者，不言而喻。
这是一系列的反应，港人逐渐感到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外人”霸占，一旦有类似事件发生，便会产生广泛回响。我身边的朋友，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多同意香港居民作为纳税人，政府理应首先保证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蝗虫论”并没有得到更多香港市民的支持，在与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朋友聊天时，香港人普遍表达了对此类偏激表达的不认同。上周，连一向“剑走偏锋”的《苹果日报》也发表社论，呼吁双方不应再任由歧视与敌意增长。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在专栏里呼吁大家不要以“蝗虫”这类侮辱性字眼来形容同胞，让两地伤口进一步撕裂。“有读者响应，说我是‘针唔拮到肉唔知痛’、‘唔系孕妇，唔明白孕妇唔到医院床位生仔几惨’、‘学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不到小市民生活有多窘迫，前线员工有多大压力’。”
他举例反驳，在媒体渲染下，本港孕妇生育床位不足的问题被描绘成是因为大量双非孕妇“冲关”，于是兵临城下，危城告急。“2010年的双非婴儿有3.2万多名，占全港出生婴儿总数近三成七……但大家有否想过，这其实是政府近年口口声声说要‘发展医疗产业’，却规划失误下出现的恶果。就是为了要赚内地同胞钱，所以要欢迎他们来港产子。”
在香港大学校内民主墙上那刺眼的“蝗虫”海报之下，学生们纷纷在自己同意的字句边上签上自己的学号。有香港学生在“蝗虫”图案边上留言否认这是对内地人的侮辱，“看清楚，这是绿色的草蜢（蚱蜢），而不是黄色的蝗虫。”
“我不想再沉默，”一位匿名的内地学生在一旁张贴出了自己的公开信，“你可以抱怨，可以对政府提出种种批评，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同样是中国的内地人是蝗虫，就像孔××不可以侮辱香港人是狗一样。让我来香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多元而包容的社会里更全面地看问题，我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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