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探索“中国模式”艰难却必须

(2012-02-22)

早报导读

● 程亚文

思维空间

与欧美世界对自身的反思形成对照,当前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还更多受着以往观念的影响和制约。

  自从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北京共识》演讲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这些年持续火爆,争执也非常激烈。去年9月笔者参加中国清华大学一次关于有无“中国价值”、中国有无必要对外输出自己的价值体系的小型会议,与会者的认识,就十分地南辕北辙、莫衷一是。

  笔者同意一种看法,那就是现在有人把“中国模式”当成一种既成事实、是业已成功的过往实践,这恐怕有点乐观。中国近30余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与先前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无太大不同,难说有多少特殊的地方,“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去探索,一种异于当前那些发达国家的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原因无它,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开创、而又存在着内部差别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由2007底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已宣告了其破产。

  20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美国《外交》双月刊撰文《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能够在中产阶段衰退时幸存下来吗?》,就指出近30年来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及福利制度也已疲态毕露。他所期待的,是左派要拿出一套既有别于全能市场和小政府的右派自由主义,也有别于以国家提供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大量服务为核心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主张。而美国对外政策焦点研究所副所长约翰·费弗也认为,资本主义已深陷危机,世界需要出现一位“现代马克思”。

  与欧美世界对自身的反思形成对照,当前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还更多受着以往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它既表现在福山所说的“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经济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高地一直被右翼自由论者占领”、对市场自由和小政府情有独钟,也表现在不少人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心怀憧憬,以为它们是解决中国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良方。

  按照知名学者甘阳先生的说法,这实在有点“错置具体感”。在福山看来,右派方案已经失灵,因为当前西方世界在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所出现的问题,很大部分正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右派革命的产物。那么,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如何?此路实际上也已不通。关于这一点,40年前有位卓有见识的中国人就曾有过洞察。

西方发展老路已经行不通

  曾做过蒋介石先生军事幕僚的著名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对欧洲的问题有过不少精彩评论,其中就谈到英国“福利国家”已成为养懒人的制度,而民主政治一味迎合选民没完没了的福利要求,这使得“英国正向‘吃光主义’迈进”。40年前就把英法等国当前的问题说得明明白白,让本文作者一方面佩服徐先生的先见,另一方面也倍感老西方国家要靠自己力量,解决当前所遇到的结构性问题,几乎没有可能;而中国等“后进”国家要照搬欧美国家以往的“成功经验”,也会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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