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身份认同不过就是各种价值分歧的战场。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对观念有着这样的看法：“经济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各种观念，其力量之大，出乎常人之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观念而已。……既得利益之势力，往往被人夸大，实则远不如各种观念之潜移默化影响。……或早或晚，或好或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各种观念。” 身份认同观念正是其中之一。身份观念与归属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使得我们可以超越原子式的个人，“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可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进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暴力与身份》第2页）。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给予我们人生意义，它对我们过一种充实的、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因身份认同的不同而导致或孕育的暴力也频繁地发生，无论是上世纪由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所发动的“911”恐怖袭击活动，身份认同观念在其中无疑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巴斯斯坦与印度、非洲等地依然还在为这样的身份认同上的不同而流血不断。然而，糟糕的不仅仅是身份认同会导致暴力，更糟糕的是这种冲突似乎是与其积极意义相伴而行的。“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及时地互帮互助；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的家中扔石头”（第2页）。“群体间的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2页）。无数的事实似乎表明身份认同具有这样一种宿命：它既赋予个人生活意义且带来群体内的和平，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以身份认同来划分的群体间的冲突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曾被人誉为“经济学的良心”，其《身份与暴力》一书就是试图打破身份认同的这种所谓宿命。森犀利地指出，这种困境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具有一种错误的单一归属论的身份认同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存在一种支配性的归属，它是我们所无法选择的，且它唯一地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或者决定了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我们就是按照这种单一的标准去把人类划分成各种群体，并且我们越是认同这种单一归属的身份，那么对不合这种身份的人就越是排斥。中国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宗教中所具有的“信我者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狱”无疑是其代表性的表现。在森看来，如果我们想打破身份认同的这种宿命，关键在于表明单一归属论只是一种幻觉，是一个错误。我们下面将从概念、实然与应然三个层面来分析森的论证。
我们先来看概念层面。根据语言分析，身份实际上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一种标记（token）来指称某个人的存在，比如说名叫张三或有一个身份证数字N来指认他等。另一种则是作为一种类型（type），比如说某人是个天主教徒。 这里的天主教徒就是张三的一个身份。这两种用法的身份是非常不同的，对于第一种作为标记的身份，也就相当于森所提的“某物等同于它自身”，这就是“自身认同”。不过，我们常识中非常自然地认为起这种作用的一个标记是在指称一个独特、唯一且不变的个体。而作为类型的身份，实际上就是森所提出的社会认同，“也就是与某个特殊群体中的他人认同”（第12页）。无疑，正是后面的那种身份认同才能赋予我们生活的各种意义。不过正如森明确地指出的，这种身份认同可以是无穷多样的，比如说“身高1米80以上”也可以成为一种潜在的身份。不仅如此，这种认同还可以是多重的，一个人可以是天主教徒，他还可以是个篮球迷。两种用法上的身份是不冲突的，而其作用与特征也是不同的。不过现实中，当我们用类型身份来确定我们的标记身份时，当“自身认同”与“社会认同”以此种方式关联起来时，我们就容易会把两种特征搞混淆。当把两者的特征混为一谈时，我们就容易把标记身份的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选择性赋予类型身份，这显然容易形成森所说的那种“单一归属论”，也就是认为存在“某种单一而又涵盖一切的标准”来把人群加以分类。这种混淆的后果就会是如森所说的，“容易导致对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误解”。但一旦我们意识到两种不同用法上的身份后，我们就知道“单一归属论”至少在逻辑上或说概念层面上是得不到支持的。
不过，森在书中的重点是放在实然层面的。我们似乎看到，我们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是我们出生就几乎确定了的，是我们所无法选择的。实际上，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无神论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们的出生所决定的。不仅如此，我们也发现有些人接受了单一身份论，例如在“911”恐怖袭击活动中所出现的自杀式袭击者。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是表明，单一归属论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并且在此情况下，它确实是容易导致冲突与暴力的。很悲哀地，我们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地印证了这一点。有些人能够用这种单一归属论来蛊惑人心，鼓动人们据之而行动，以达到其目的。但这显然不是故事的全部。森在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列举了诸多的相反事例来表明，情况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如我们现在所得到的那样，单一归属论并不是历史的真相。森对所谓东西方文明的划分、对于宗教发展的历史和对于科学史的考察等无不表明，单一归属的身份认同观念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适用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尽管我们有些身份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但其重要性并不是如此。森在这里强调的有两点，一方面这不能决定它们就是我们唯一重要的身份；另一方面它也不一定必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这也就表明，单一归属论尽管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必然的。由此，身份认同的暴力宿命显然是得不到实然层面的支持的，因为这种宿命要求单一归属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要是必然的唯一选择，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由此，如果身份认同真有这种宿命，它只能从应然层面得到支持。当代学者中确实有不少人支持这种看法，比如说社群主义者，尤其是各种文化论者。不过，情况并非真如他们所想。首先，极少有人会否认，我们的传统、文化与宗教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一直在变化，很多时候是缓慢地，但有的时候是突然地变化，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次，不断变化的文化与传统都能给予我们一种归属感，给予我们人生以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某种文化或传统才能赋予我们人生以归属感和意义。再次，传统、文化或宗教中的有些内容可能是排外的，对外在的东西保持着一种敌意。甚至说两种文化或传统中有可能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无法相容。最后，除非以普遍主义价值为前提的文化或传统不能为我们提供归属感，不能提供人生意义，否则不论我们具有多少根本冲突的文化或传统，都不构成它们要导致宿命冲突的原因。因为各种文化与传统都可以在普遍主义价值的指引下慢慢地变革，从而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与宗教。森在书中的历史探究表明，不仅我们应该形成这样的文化与传统，实际上，我们古代的文化与传统事实上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变化与发展，有不少实际是内含某些普遍主义价值于其中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身份认同不过就是各种价值分歧的战场。这里也走到了最为棘手的地方，即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普遍主义之争。如果我们接受价值相对主义，认为所有价值都取决于文化、传统或宗教本身，没有任何可以通约的标准，没有任何客观的、普适的价值存在，那么文化、传统或宗教等应该如何变化与发展，这就是不确定的。这样就容易导致身份认同的宿命：冲突与暴力的频繁发生。但要么这种冲突与暴力产生的流血与牺牲是重要的，且是很糟糕的。不过这样一来相对主义就是不成立的，因为已经有了对于所有相对主义者而言都重要的价值，并且单一归属论的这种必然后果本身就是反对我们选择它的一个重要理据。要么它对于相对主义者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所以这种宿命本身也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我们显然无法对于流血与牺牲视而不见。实际上，这个逻辑本身会进而逐渐否认掉相对主义里的所有价值，走向价值虚无主义。 综合上面的说法，单一归属论在应然层面依然是得不到支持的。
森在书中多次强调，我们得到错误观念的主要原因是混淆而不是恶意。的确，如果我们混淆上述所分析的不同层面，不清楚分歧是在哪一个层面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极有可能得到错误的观念。比如说，多元文化论者容易变成价值相对主义者，且两者会彼此强化。价值相对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支持是存在着相冲突的、不可通约的多元文化。但当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相冲突的多元文化，使其发展为可相容的文化时，其理据则是价值相对主义。显然这是一个互为前提的恶性循环论证，但如果我们无法分清实然层面与应然层面，我们容易得到其是正确的那种错觉，由此导致单一归属论的身份认同观。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也是值得注意的，观念（尤其是错误观念）的自我实现功能也容易导致我们支持单一归属论。比如说，如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均接受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条，且都认为先发制人是好的，那么两个国家再次出现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当宗教裁判所尽力把异教徒或无神论者送上绞刑架时，自然大大增加了相互的敌意，出现冲突与暴力也就无法避免了。无疑，这些东西又会成为身份认同宿命论的一个有力论据。
不无遗憾的是，这里只能简单地讨论森对身份认同观念出现错误的分析。尽管这是本小书，但其信息含量极为丰富，森对于我们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身份认同也同样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尽管森在本书中对于价值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没有详尽的论证，但对森稍有了解的人会知道，森是坚定的价值普遍主义者。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他都在为价值普遍主义做论证。在提供一个普遍主义价值的认同上，森做了很多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他始终都在尽力提供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普遍性理解，致力于反对所谓的“亚洲价值”或“地方特色”的价值主张。他的能力进路与实质自由的讨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里有几点值得特别指出。第一，无论我们可以有多少不同的身份认同，无论我们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我们是球迷还是宗教徒，我们首先是一个人。我们具有人的诸多共性，我们能够对理由做出回应、能够反思，可以自由选择。由此，第二，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东西所具有的价值，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环境，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人们形成且发展选择能力，另一方面构成人们要在其中做出身份认同的“选项约束”。 这样我们得到第三，我们不是因为基督教、伊斯兰教而尊重基督徒或伊斯兰教徒，而是因为基督徒、伊斯兰教徒而尊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尊重个人的认同或选择。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理解且尊重异质文化，也恰恰是缘于此。但是这种关系一旦倒置，那么就很容易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和单一归属论的身份认同。
的确，如森所言，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因为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单一归属论错觉而被弄得支离破碎，导致许多冲突与暴力，致使许多本无必要的流血事件与人员伤亡不停地出现且很可能会继续出现。不过，由此紧迫的不是我们因此就要消除身份认同观念，相反，我们要努力澄清身份认同观念，确保我们的理性选择在身份认同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获得一种宽泛视野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尽管我们无法奢望这种新的身份认同观念能够马上深入人心，力挽狂澜。但搞清楚它，由此“确保我们的心灵不被某种视界所撕裂”（第160页），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进而期望它能够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由此让身份认同观念在形成一个和平共处的美好世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葛四友：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原文链接：http://phi.ruc.edu.cn/pol/html/26/n-11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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