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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勇振
胡适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引领一代风骚、叱吒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正由于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正由于胡适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舆论界的领袖、宗师与巨擘，所以胡适的一生也是用来管窥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最理想的透视镜。
胡适
公民
强调参与、公德心与公益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被曲解、操纵和滥用，以致使国家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把人民变成了螺丝钉、工具。
胡适17岁时在上海所编的《竞业旬报》里所连载的“金玉之言”，大半是取自于美国人马奎克所写的《真国民》中所配的格言。 胡适在翻译这些“金玉之言”时所作的取舍，其实跟绝大多数近代中国人所作的取舍是合辙的。当然，胡适在留美以后，就与这种心态分道扬镳了。美国学者高哲一说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来的公民理念，是偏颇于一面的。这也就是说，公民理念在西方有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个则侧重于具有公德心、热心公众事务的个人，透过参与、奉献，来履行其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前者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后者则常被泛称为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它强调参与、公德心与热心公益，这就是高哲一用来诠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线索。
这种强调参与、公德心与公益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被曲解、操纵和滥用，以致使国家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把人民变成了螺丝钉、工具。也正由于如此，高哲一所用的这条线索非常有诠释力，它不但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从清末以后各种政治势力在宣传、灌输、运动、组织人民这一方面找出其连续性，同时，他也可以用它来解释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这也就是说，那侧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生根？换句话说，如果从梁启超开始，包括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的胡适，中国人就已经被某些特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公民共和主义下的公德——所镇住，则自由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既没有沃壤，也没有耕耘的园丁。
问题是，高哲一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解释近代中国许多人物的想法，特别是政党的党义与行为，但并不是全部，而且有简单化了的弊病。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一点儿都不干净利落， 而是盘根错节、 难以归类定位，它可以游离于现代化了的“法家”“儒家”理念之间，更可以附丽于西方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甚至也可以附丽于开明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所谓的近代中国思想的维多利亚时期，从梁启超到《新青年》，其实也应该包括上海时期的他自己，就是这种糅杂、游离最好的几个范例。
爱国
从胡适的角度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荣誉心。更严重的是，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当代中国人谈这光辉灿烂的历史，根本等于是对牛弹琴。
胡适在上海时期所崇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之本，就是爱国。他从1908年底到1909年初，在《 竞业旬报 》 所发表的四篇白话论文中说，独立所以是一个美德，也正由于国家是个人独立最终的受益者。 “因为一人能独立，人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
当时的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他说：“先说我们祖国的科学。以前我们中国，讲起各种科学来，哪一门不发达得早？”他又说：“比如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是那些道学家所讲的伦理，我们断不可唾弃了去，务必要力行那种修身的学问，成一种道德的国民，给世界上的人钦敬。”
如果中国是应该爱的，如果那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明，是应该让中国人觉得骄傲，并且去发扬光大的，那么爱国当然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责任。但问题是，从胡适的角度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荣誉心。更严重的是，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当代中国人谈这光辉灿烂的历史，根本等于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然而，胡适并没有灰心。他的对策是用西洋的例子教育国人。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轻骑兵在巴拉克拉瓦之战壮烈的表现，就是他想借西洋人爱国的故事，来激发起中国人爱国心的例子。
另外一个故事是法国的贞德。胡适描写贞德到处去作慷慨激昂的演说：“上帝的威灵，实鉴在兹；我法国国祚的存亡，全在此一举；我们法国全国生民的自由，也都在此一举。上帝的威灵，实鉴在兹，列位好国民，努力呀！战呀！自由呀！驱除异族呀！上帝呀！”后来贞德不幸中了奸人诡计为英国所擒。在审讯中，胡适说贞德侃侃地答道：“我是上帝差我来搭救我所最亲爱、最庄严的祖国。我存了这心，上帝自然会帮忙我。你们这班英狗，哪里够我杀呀！”
政治
“在我整个成年以后的生涯里，我一直对政治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兴趣。这是我所喜欢的说法，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胡适对政治的兴趣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形成的。历来的学者以为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对胡适最大的误解。为什么历来的学者都误解他呢？这始作俑者，还是胡适自己。他明明只“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就“出来谈政治”，却偏偏要强调他回国当初曾经许下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他明明都已经当了驻美大使，却偏偏要人家觉得他是一个“过河卒子”，不愿意、不得已，只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独立以及学术的兴趣。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在我整个成年以后的生涯里，我一直对政治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兴趣。这是我所喜欢的说法，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胡适对政治的兴趣，对政治的做法，以及他的政治基调，都是在他留美的时候渐次奠定形成的。胡适的人生哲学是积极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二十年不嫌迟的哲学。即使在政治上，他也是如此。当他的政治思想在留美时期渐次成形的时候，他就一直是一个积极分子。因此，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他宣扬中国革命的理念以及民主的条件与展望。对袁世凯，他自始至终反对。对中国留学生、美国舆论界之拥戴袁世凯，期待袁世凯用强人、铁腕的手段治国的幻想，胡适大声疾呼，撰文批判。在他秉持不争主义哲学的巅峰时期，他反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徒然莽撞行事，除了慷慨激昂以外，无补于国事。在“世界学生会”所举行的年会上，他却力战主张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的保守派。他从不争主义转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又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从此，胡适政治思想里的保守胚芽于焉形成。
作者为哈佛博士，著有胡适传记《舍我其谁：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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