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将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同1989年的情况相比较，认为今天的中国又处在保守势力遏制改革潮流的十字路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今天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是会象邓小平当年那样富有胆识和远见推动改革，还是鼠目寸光地陷入党内的派系争斗而不能自拔。
文章评论说，中国即将进行的政权更替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没有邓小平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过程，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活力与希望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意愿也很明显地被打上了折扣，上个月发生的王立军前往成都美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的事件或许正是显示了北京政权在政治与文化政策上的萎缩，显示当局在改革开放领域似乎已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
作者随后介绍了王立军事件的前后经过，指出成都事件令人回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遥远的过去，而这种倒退的感觉被整个事件的重重疑团以及薄熙来在海内外的形象之间的差距而越发加深。作者解释说，对海外观察家来说，薄熙来是一位现代的改革家，是一位打黑英雄，是一位为居民打造低价住房的亲民官员。而在中国国内的改革派的圈子中，薄熙来却又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的机会主义分子，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王立军的协助下，薄熙来也曾经无情地镇压过法轮功成员，在全球十多个国家，都有法轮功成员控告他犯有反人类罪。
至于王立军，他在打黑活动中所使用的无情的暴力手段虽然为他的主人薄熙来赢得一定的声誉，但却引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警惕。
成都事件究竟是由于薄熙来与王立军两人之间的个人争斗？是由重庆反毛派势力策划的一起攻击事件？还是薄熙来在政治局的竞争对手幕后操作的结果？总之，无论事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他之所以会发生的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协调一致的整体，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致都已经难以维持。诚然，党内各大派系之间明争暗斗、刀光剑影自中共建党以来从未间断，这甚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将国外驻华使节牵涉到党内争斗之中却是几十年来的首次。其中原因就在于此前义无反顾支持改革的思路已经引发党内质疑，党内党外不时传出批评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声音，真是由于党内派系争斗所引发的恐慌才会导致出人意外的成都事件的发生。
中共党内在应该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莫衷一是，如何回应中产阶级要求个人自由与财产保障的呼声？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如何刺激内需，提高生产质量与效率，如何减低资源浪费与官员贪污腐败等等，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北京政府的智库人员已经使北京高层领导明白因循守旧、原地踏步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中南海却迟迟没有启动政治改革，依然期望以党内民主的法宝来勉强应付，薄熙来等人甚至不惜将毛泽东作为救星请出来。
在无所适从的背景下，北京政权将稳定的期望寄托在家庭以及帮派关系之上，而这些社会稳定的最小组成部分却往往只会使社会停滞不前，遏制政治意愿，限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发展机会，加剧贫富差距，并且加强利益集团的势力与地位。
作者引述清华大学社会学学者郭玉华今年一月在财新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析说，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改革年代的生机活力，社会结构正在向家庭关系网络等系统倒退，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郭玉华认为中国老百姓最共同的感受就是失望的感受。在中国，打开就业大门的不是文凭和学识而是家庭关系。中国的社会生态体系正在每况愈下。
作者最后分析说，今天的中国同1989年时的中国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正如中国日报近日所指出的那样，同89年不同的是，今天改革的阻力并非来自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而是仅仅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另外，同89年不同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就已经为改革埋下了种子。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会如邓小平当年那样富有胆识和远见地推动新的改革，还是会鼠目寸光地陷入党内的派系争斗而不能自拔？作者认为，答案可能要等到今年秋天召开的十八大以及2013年的时候才会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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