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基辛格历史性访问中国40周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特别顾问许通美教授于3月7日主持了“香灰莉木论坛”（Tembusu Forum），对中美关系进行讨论。他向四位主讲者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会同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吗？”。这里刊登的是其中三位的看法。
对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未来的讨论，通常聚焦于“崛起的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然而，关系是双方面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重视中国的伙伴，即美国。这个伙伴对和平有什么威胁，它如何可以确保同中国的和谐关系？
美国可能对和平构成威胁并不是个新奇的想法。超过一个世纪来，对美国霸权、帝国主义和干预的恐惧不时出现。自苏联解体，让世界觉得只剩下一个超级强国，才只不过是一个世代的时间而已。
不同的是，过去对美国的恐惧源于其势不可挡的实力。今天，人们担忧的却是美国的衰退。
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最近的一个专栏，埃德萨尔（Thomas Edsall）提出科技上的进步和全球竞争，会不会让越来越多美国人变成不能受雇的问题。在财富流向最富裕的美国人，而一般人的薪金却停滞不前时，他担心不平等会不会继续扩大，和这是不是意味着富裕者的政治影响力，会让选民基本上变得无能为力。
同样让人担心的，是有证据显示美国的社会结构正被削弱。在美国许多地方，未充分就业、债务、滥用毒品、健康不良和日益减少的机会，不但损害了复原的活力，更糟糕的是还引起了不满。以前只局限于城市贫穷人口的问题，现在已影响到社区的大多数人。
一个中空的美国中产阶级，会制造一个觉得自己被超越的国家。不满可以引发仇恨、恐外心理及专制主义，尤其是在那些失去了以往地位的人当中。这些不良的因素，已在日益失常和具破坏性的共和党内滋生。它在为富裕人士服务的同时，也利用国内大多数人的无知和愤怒。其结果是被操控的“愚蠢行为”，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显露无遗。根据最近一项对密西西比州中，被认为可能在共和党初选中投票的人进行的调查，超过一半接受调查的人相信，奥巴马总统是穆斯林，其他大多数则不肯定。
解决方案不容易找到，因为同一直是创新驱动力的城市相比，美国宪法赋予乡村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红（共和党）和蓝（民主党）州间的区分也不是事实的全部。如果以县级的数据来看，城市地区是挺蓝的，乡村地区是挺红的。美国城市是红海中的小蓝点。
在最近刊登于《海峡时报》的文章中，克鲁克（Clive Crook）认为，花费在担心美国潜在对手的时间过多了。他写道：“美国的实力面对一个更大的威胁：美国政治阶层日益让人感到绝望的失败”。这包括妨碍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解决公共问题的永无休止的政治竞选、欠缺长期规划的能力、低劣的政治辩论、及一个因为由一名被许多美国人以种族与宗教不容忍态度看待的总统领导，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民主党。“中国是这个国家最小的问题”，他总结说。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战争的主要动机——资源匮乏、恐惧及虚荣——的情况可以被引发，而国家会变得没有理智和不负责任。搬弄是非者，在美国包括右翼资助的仇恨广播，可以煽起麻烦。一个分裂的国内政治环境，可以带来极端的政党和领导人。在情况不好的时候，动员人们针对代罪羔羊，包括外来“敌人”是很容易的。
就算美国是在衰退，也并不代表同中国开战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命定理论（deterministic theories）来预测未来是很诱人的。但关于历史改变的科学并不存在，尤其是所谓的权力转移理论——当一个强国超越另一个时，战争便会发生——并没有给为挑战做好准备，或应对挑战的理智选择留下任何可能性。实力的相对变化可以是麻烦的根源，就如太太的收入开始比丈夫高，或擢升到更高的职位。战争会发生吗？丈夫可以同地位大不相同的太太和平共处吗？一个强大和宽宏的丈夫，会比一个软弱和愤愤不平的丈夫做出更好的反应。但结果并不是可以预先决定的。
历史没有一定的方向。国家的命运受没有预先估计到的紧急情况的影响。谨慎的领导永远是重要的。目前，中国和美国都有了解彼此国内非理性倾向的理智政府。治理国家是巧妙的运用强大的力量，来确保安全、自由和福利，还有减少永远存在的出现灾难的风险。
然而，我们有理由担心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因此，我们应该更注意美国怎样可以谨慎地处理一个日益对中国有利的实力转移。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主任 Terry N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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