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今天看来，这是一句很“普世”的话，按照当下标准，是应该“滚出中国”的。
但是，说这话的并不是什么“美奴”，而是胡耀邦，写在一份很正式的文件里的话——1986年，《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类似的话，胡耀邦还说过很多。与某些只会说不会做的人不同的是，胡耀邦身体力行。
检点“六十年辉煌”，其实真正令人鼓舞的也只有一个短短的八十年代。这个年代之所以令人鼓舞恰恰是因为人们萌发的民主平等的思想在社会激荡，当时这股潮流，站在潮头的人中就有一个胡耀邦。
本文无意为胡耀邦作传，如果作传的话，单以胡耀邦的地位和功业而论，本朝百年之后修史，胡耀邦或许仅仅只能归入列传的范畴。但在今天，他却有本纪的分量。
他的履历，在将星闪耀的枪杆子年代，本属极为寻常。之后因缘际会，使得他登上一个敏感的高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但是当选后，他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虽然职务变了，但是“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这句话几乎就为他此后的人生定了基调。换句话说，如果他审时度势的“变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罢黜。当然，如果他“变了”，现在他也许不值得我们一提，我也懒得耗费笔墨。
他的事业，比较被宣传的好像只有两条，一是主持真理大讨论，二是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平心而论，这两项功业有顺应历史大潮的成分，胡耀邦当然功不可没，但更多的是因势成事。胡耀邦自己，恐怕也不会满足于这两点事业。但是他想做的，因他所处的位置，因为他的“没有变”而经常左右支绌。尽管是党的主席，却非一言九鼎。在当选后说的那段“没有变”的话之前，还有个没有变“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所以在他在位的那些年，“遇大事必请示”（李锐《到耀邦家中长谈》）。上有“老人”，下有“不可一日无君”的佞人，可想而知，胡耀邦能有多大的余地了。
储君位置的尴尬，壮志不酬的遭遇，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举不胜举。但值得历史铭记的显然不只是地位和事业。严子陵也无地位，也无事业，范仲淹却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今日中国，胡耀邦先生之风，恰恰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胡耀邦所倡导的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需要一次从精神到实质的大解放。
我们看胡耀邦亲朋故旧的访谈，提到胡耀邦最多的还是他的民主精神，都会提到他主持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允许充分讨论，辩论，气氛热烈云云。少有人提到，胡在任内一项微不足道的举措，开放中南海给普通民众。
凯迪上有人惊诧台湾的总统府怎么不设围墙隔离群众，岂止是不敢隔离，马英九跟民众套近乎还来不及呢。岂止是台湾，任何民主的政权，有谁敢于把自己和民众隔离开来吗？去年看到一幅照片，是暂住美国白屋子的主人弯腰降低高度，好让一个小孩可以摸到他的头顶。这本是民主国家最为寻常的一面，却是我们国家最不能被寻常的一面。
作为转型期间的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有许多比敞开官邸更重要的多的大政需要推出。当时的胡耀邦当然也有很多努力，比如肯定西单 一堵墙，并且准备推广；策划实质上带有宣言性质的《人民万岁》等等。可是实际上办成的，屈指可数，其中之一就包括敞开中南海大门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一方面，这是胡耀邦的无奈，另一方面，也表明胡耀邦是真正的民主，敢于走近民众，而不是只做样子。胡耀邦之后，那扇大门再次森然关闭。到如今，中国县处级以上领导普遍肌肉弱化到雨天不能打伞的程度。
水门事件的时候，面对弹劾，尼克松曾犹豫过是否调集军队保卫白宫，基辛格这样回答：“坐在刺刀丛中的总统，还是总统吗？”
胡耀邦跌下高位，走出中南海后，88年去张家界游玩，一经出现，众人云集过去，争相合影。此景此景，以个人名望计，夫复何求？
最后岁月，耀邦希望“中央重新给我做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公道自在民心，而非党心。耀邦毕竟还是脱不大开党的窠臼。
党这种东西，中外大贤贤到一定程度，无论孔子还是华盛顿，都极为鄙视。但是，既然有人类社会，既然有利益划分，既然有价值取向，无论多贤的大神都不能阻挡党的产生。几乎所有的党在建立初期，无不打着高尚的吓人的幌子。可是一旦取得政权，面对触手可及的权力利益，这些党们无一例外的进入一种失速尾旋状态堕落下去。
胡耀邦存在的意义在于，哪怕身处失速尾旋的团体内，依然有一种人格可以超越私利，有一种力量可以无所畏惧。政治人物，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胡耀邦做到了脑袋不被屁股左右。
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胡耀邦
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
与之相呼应的是另一个中国人说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三十年前胡耀邦与蒋经国的个人事业几乎同时起步，大陆台湾都处在十字路口，台湾大步向前；反观大陆，则左右支绌，进一步，退两步，到如今仍然在十字路口徘徊。看今日的台湾，今日的大陆，民生、官生已判若云泥。
三十年来，以牺牲土地、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官僚裙带主义发展模式已然到头，寅吃卯粮已然不能为继。外则强邻弱邻觊觎领土领海，内则贫富官民彼此敌视漠视，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此时即便请回李世民、秦始皇来当国，恐怕亦无力回天。中国的活力在哪里？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当然在民间，还国与民，还权利与民，才是人间正道。人心时时思变，此时不变，何时能变？再变之时，时机恐怕已丧失殆尽。
我们今天重提胡耀邦，并非仅仅因为他清廉自若，高风亮节，甚至也不仅仅因为他的追求民主。他的两袖清风，他的高瞻远瞩，当然难能可贵，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在一种非民主非透明状态下的自觉行为。这种自觉行为源于他的担当，他的见识。
在权力受到制约的国家，美国的总统可以说话颠三倒四，法国的总统可能风流好色，这些除了出点笑料之外，并不能对国家造成多大伤害，毕竟有高于总统的法律制约。但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国家，却不允许无担当无识见的庸才当国，庸才之庸，为祸甚大。
退一步，或许在承平之时的中国，碌碌无为者当国，都还问题不大，如明代的隆庆，清代的嘉庆，都是太平天子。但处在变局中的时代，当国者的担当见识却不可缺一。崇祯当国，有担当，无见识，国破身死；载沣当国，无担当，无见识，江山断送，仅以身免。
琼楼高处，必多风雨，要么不上最上层，上了就要顶风冒雨，这是对政治人物起码的要求。
胡耀邦的悲剧在于有见识有担当，却无权力，蒋经国可以用独裁结束独裁，胡耀邦却不能。明知不可而为之，是为勇，胡耀邦当得起这个勇字。
反过来，明知可而不为，是为逆。潮流浩荡，顺逆即兴亡。今日中国潮流，仍然是胡耀邦的一句话：
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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