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认为，香港大选其实比台湾大选更值得内地民众关注。尤其是有朝一日香港能够实现普选，其对北京政府的意义将是空前重要的。按照《选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书作者的说法，这意味着北京政府首次允许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实施西方式的民主选举，选出最
高领导人。”
由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内违规进食引发的“中港矛盾”大讨论尚未平息，香港特首选举的负面新闻再次把舆论闹得纷纷扰扰：唐英年僭建风波、梁振英西九疑云、何俊仁叶刘淑仪等人的参选争议，就连现任特首曾荫权也未能幸免，卷入富豪款待、深圳豪宅的丑闻。香港怎么了？被传统“绅士国家”治理一百多年后的香港，诚如台湾作家李敖所说，其民主修养简直是“离伦敦越来越远，离台北越来越近”。身为香港人，我亦不得不为之蒙羞。
2月21日晚上，我来到九龙塘约道唐英年府邸门外，参加由网民发起的“全城默哀，向小圈子选举开战”行动，遇到几个来自内地的学生，跟他们聊了几句。我问他们怎么看香港大选，跟看台湾大选有什么不同？学生的回答概括如下：看台湾大选比看香港大选有意思，但和台湾大选相比，香港大选和内地更有关系，因为香港毕竟是回归的地方。我也认为，香港大选其实比台湾大选更值得内地民众关注。尤其是有朝一日香港能够实现普选，其对北京政府的意义将是空前重要的。按照《选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书作者的说法，这意味着北京政府首次允许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实施西方式的民主选举，选出最高领导人。
很多人认为香港的特首大不了相当于国内一个“省长”，谁来当根本无所谓。这其实是对特首的不了解。根据《基本法》规定，特首虽最终要由中央政府任命，但前提必须是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特首不仅是“香港特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区”，同时也是“特区政府的首长”。这种领导人地位，使他拥有远远高于“省长”的权力，“如提名主要官员予中央任命、特赦犯人和委任法”，特首甚至有权解散立法会。加之香港的特殊地位，除无军队和外交外，其在国际上均享有“国家”级的待遇（如奥运会、WTO、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特首外出访问，往往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因此，特首之地位更显重要。
很多人都以为香港是“民主社会”，殊不知香港其实是有自由、有法制，但无民主。这样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或许要追溯香港的近代史——英国在它的殖民地广泛推行18世纪“佐治三世模式”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有“一个强势的执政政府，一个相对较弱的立法机关及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该制度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得以延续。所以，香港市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来自法治的保障，香港也拥有全东亚最具活力的媒体，以及对政治高度关注的市民。但是，当东亚很多“第三世界”地区都已享有民主的时候；如此富裕、选民素质如此高的香港，却仍不能拥有一人一票。（想象一下，缅甸的选民有多少是文盲？）
如今的特首选举，还局限于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简称“选委会”），故而被称为“小圈子选举”。问题是，拥有选出特首权力的这1200个选委会成员亦非普选产生。他们在“功能组别”制度的护航下，只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例如今次提名唐英年的“四大地产商”）。虽然曾有北京的官员为功能组别制度辩解，称功能组别占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90%。但问题是，难道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格代表香港吗？去年在美国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针对少数派的霸权。
最为关键的是，普选并非香港部分民主派的“无理要求”。早在制定《基本法》时，就已明文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所以，普选作为政治的目标，是法律赋予的权力。
2012年，不少人说是“末日之年”。我不信世界末日的怪谈，但我希望2012特首的“小圈子选举”将成末日——这样的特首选举非改不可！2017年，香港能够实现普选，一人一票选出能代表香港民意的特首，别再出现董建华这样因“脚痛”而辞职的特首。普选之功不在香港，在中国；不在2017，在千秋万代。
（许骥，《出版人》杂志专栏作家，《明报》记者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52期，周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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