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事變

薄熙來倒台，是中共處理『四人幫』以來最嚴重的政治變局。兩會之前早已佈局。它預示著高層權爭的開始而不是結束。觀察者認為：今年六月四日，將是判斷這場政治風波去往何處的重要節點。

文/王奔

2012年3月14日，溫家寶任期內的最後一次兩會記者會，比以往延長了半個多小時。到最後一個問題，路透社記者提問王立軍事件，他緩慢而嚴厲地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接著，他說了一段話，此後被分析者反覆揣摩：他提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強調「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

熟悉中共政治話語模式的人都知道，緊接著重慶事件做這樣的表態，極不尋常，無異於將「唱紅打黑」的重慶歸入「文革思維」，批評其與改革開放策略背道而馳。後者是文革之後，現有權力結構合法性的來源。對薄熙來的重慶，這是極嚴厲的定性，因而這段話斷不可能來自溫個人，而一定經過最高領導集體的討論決定。

驚訝的人們還不知道，此時，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國家副總理張德江 已經在趕赴重慶的路上。

3月15日，李源潮即在重慶宣布：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兼任。第二天，《重慶日報》刊登大幅新聞：堅決擁護中央決定。

根據中共黨內行事規律與消息，這更像是一個精密佈局的行動，兩會前就做出決議，常委達成一致並很可能由下一屆領導人習近平牽頭。

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之一、手握重權的「太子黨」薄熙來，一度被認為將晉身中共最高領導層。而從2月6日其重要下屬、有「打黑英雄」之稱的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突然「叛國」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開始，觀者眼見，重慶之勢急轉直下，直至薄熙來落馬。

消息稱，薄熙來現已失去自由，而此番政爭，更可能波及其他官員，最新消息更傳周永康亦已受到控制。「王立軍只是個引子，薄熙來犯忌已久。這是『四人幫』以來最嚴重的政治變局。」

截至發稿，英國金融時報消息稱，溫家寶曾在高層秘密會議上三次提出平反六四，遭到薄熙來的激烈反對。溫家寶與薄熙來在同一會議爭論六四，這並不符合中共高層權力運作方式，更像是民間傳言；但3月22日凌晨，中國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突然可以搜索到一向被屏蔽的「八九六四」信息，又映襯了民間對重慶事件與六四之間的想像。每每重要政治變化發生，是否對1989年天安門運動有重新評價乃至平反，都被視為判斷真正政治走向的重要指標。這一次，觀察人士亦將2012年的六月四日，視作判斷這場政治風波將去往何處的重要觀察節點。

薄熙來遭免職的消息在各地引發巨大反響。隨之發生的是「烏有之鄉」等被認為是「左派」、「毛派」陣地的網站停止運行；重慶市有「紅歌角」之稱的人民廣場，立出告示禁止唱歌跳舞，稱他們的活動「嚴重影響周邊民眾工作休息」；北京景山公園紅歌會，亦被禁止懸掛毛澤東肖像和橫幅。

另一方面，在薄熙來免職前後，各種與薄熙來、重慶、王立軍有關的流言在社交網絡上瘋轉，並有相當部分後來被官方新聞驗證，資深媒體人慨嘆：「傳言兌現的比例如此之高，實屬罕見。」不願具名的資深媒體人亦認為，這也是當局全盤處理重慶事件的一部分：「王立軍事件發生之後，微博上敞開了八天圍觀。只有胡（錦濤）、李（長春）、中宣部長，才能讓這件事情發生。這說明什麼？早就在計劃之內了：重慶問題要揭蓋子。」

而薄熙來免職之後，「薄熙來」三字迅速成為微博等網站搜索的敏感詞。另一個意味深長的敏感詞是「周永康」：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周永康」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廟堂上的權力鬥爭波譎雲詭，黑箱甩出來的任何一點火星，都能在江湖中熱鬧好一陣子。

但王立軍的處理、薄熙來的免職，更多被認為事關這個國家整體路線選擇的關鍵問題，仍都在黑箱裏進行，由黨做主。廟堂與江湖涇渭分明。看熱鬧的群眾圍著偶爾濺出的一兩滴油湯咂巴一下嘴，就彷佛品嚐到獨家機密。如重慶獨立學者王康所言：「這仍然是一場宮廷鬥爭，人民被排除在歷史之外，都是看客。中國政治的醜陋就在於，到了21世紀仍然是宮廷內部的鬥爭，沒有政治現代化的轉型。當台灣已經走上政黨輪替的道路，我們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道德結構和精神結構上仍然是一致的，有奶便是娘。這樣的情況下，歷史隨時可能捲土重來，而人民從頭到尾都在一旁看著。」

中共在免去薄熙來職務的同時，將他在重慶的執政方式定性為「文革思維」，黨內權力鬥爭依然披著意識形態的外衣，權力鬥爭和路線鬥爭交織。

但僅僅是路線問題，不至於引發如此風暴。薄熙來打出毛澤東的旗號，令國內「左派」有「把重慶當延安」的說法，「把薄熙來當成精神領袖」，這卻嚴重地威脅到了現有的權力結構和合法性來源。甚至有傳聞稱薄熙來涉嫌電話監聽，這類政治越界行為在中共黨內被視為「另立中央」、「分裂黨」，甚至「篡黨奪權」，是不可原諒的。

既然堅決打掉薄熙來，就意味著中共將同時在路線上做出選擇：「要毛還是要鄧」？放下「毛」，回到「鄧」。

這看似一股逆流的結束，卻也透出更深的悲哀。

鄧氏改革理論的全貌是「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行，而這兩者在邏輯上是內在矛盾的。在《人民日報》前主編胡績偉看來，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認為，「本質上，鄧小平是一位救黨主義者，改革是為了救黨。」

體制內外改革派已呼籲多年，必須超越鄧氏改革理論：經濟改革已經無路可走，只有進入政治改革，經濟才可能注入真正活力，而執政者也才可能獲得經過民意授權的新的合法性來源。但2008年之後重慶的異軍突起，直至今天「重慶模式」的落幕，執政黨方才把中國從「毛」的邊緣拉回到「鄧」的路線上，而沒有任何超越，令許多人失望。

溫家寶總理一再在個人言說上試圖超越鄧：「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但應者寥寥。

鄧小平去世十五年。共產黨此前所依賴的信仰與強人政治一路解體，薄熙來式的高層權爭，不會是結束，只是開始。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不過是鄧氏改革的雙生子，如果沒有訴諸民主政治將真正「救國」、「救民」的改革進行到底，「歷史隨時可能捲土重來，而人民從頭到尾都是看客。」

重慶事變大事記：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