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雾“都”重庆

雾“都”重庆

作者：刘田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4 0:49:22

阅读量：197次

　　一

　　重庆是一座山城，山城多雾，常年云雾缭绕，让山外的人难以识其真面目，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不易看清山外的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一部非常流行的电影，名叫《雾都茫茫》，讲述了刚解放不久重庆地下党反特的惊险离奇故事。重庆之所以称为雾“都”，是因为它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又被定为“陪都”。没想到“陪”了几年，把正式的首都南京给“赔”掉了。国民党政权兵败大陆，退守台湾。

　　有人把抗战时的重庆比作英国的伦敦，这种类比实在有些牵强。实际上重庆远没有伦敦那样的殊荣。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重庆也算是“麦城”，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伤心之地；而新的政权也因其特殊的经历，几十年来一直不怎么待见重庆。

　　在绵延千年的中国历史上，1949年的国共之争，非常类似于秦末汉初的楚汉争霸。从个人命运的视角来看，蒋毛之争也与刘项之争极其相似。公元前200年前后，秦失其“鹿”，群雄逐之，经过多年的征战与讨伐，项羽终于得以封王称霸，初定天下。想不到的是，仅仅四年之后，貌似强大的西楚霸王，就被偏安汉中的汉王刘邦击得落花流水、一溃千里，项羽本人也在垓下“霸王别姬”，横剑自刎。两千多年后，这幕历史大剧又在神州大地上重演，其序幕、背景和剧情几乎一模一样。稍微不同的是，国民党政权和蒋本人都得以苟延残喘，“朝代”的更迭没有以最高统治者生命的终结为代价，证明中国历史在几千年的轮回循环中，也有了些许的前行。

　　刘邦战胜项羽，是文人对武将的胜利，是“以文制武”的道统的延续。刘邦虽然称不上文人，但他麾下集结了大批文人策士，每到关键时刻，都会有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化险为夷、转“危”为“机”。而项羽则重用武将，轻视文人，勇武有余、智谋不足，以致人心涣散，计谋枯竭，最后走向灭亡。

　　毛胜蒋败，从个人气质上讲，也是因为蒋身上的“武气”太重，文气不足。论出身和阶层，蒋毛两人相差无几，都属当时社会中略有富余的小康之列。成名之前，蒋的见识和炼历恐怕还要略胜毛一筹。可是，蒋终其一生，都是以一个“武人”的形象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这就注定其不能长久地成为历史的主角，而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救场”角色，或是局部性的人物。蒋一生酷爱戎装，留下很多着装配枪的照片，在许多国务活动中，也经常穿军装出席，生生地把政治领袖的形象降格为一名军事将领。

　　蒋的头脑和眼光，始终没有脱离军人的局限。据传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人向蒋建议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派往东瀛，与美军一起占领日本。事后看来，这对于国民党而言，的确是一个绵里藏针的“锦囊妙计”。但是，以蒋的识见和器局，以抗战胜利举国欢腾、蒋的个人威望及国民党的气势如日中天的气象，蒋介石断难答应。然而，历史既吊诡、又平常，“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愿主动舍弃小的利益，常常会被迫葬送大的格局。

　　反观毛泽东，其个人气质和才情，与蒋介石可谓截然相反。如果说蒋身上有“流气”，那么毛也自认身上有“猴气”。真正让毛胜出的，是毛身上的文气！毛一生只留下一张穿军装、带军帽的照片。据说毛一生都没有开过枪，却悟透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毛本人就是一个大文人，他的诗才在政治领袖中堪称前无古人。重庆谈判期间公开的诗作《沁园春·雪》，最典型地反映了毛博大的气度、高远的眼界与喷薄的文才。他的理论著述、思想结晶，他的雄才大略、纵横捭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恐怕无人能出其右。正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保证了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及策略；得益于毛泽东的人文气质，共产党吸引了全中国无数的文人志士，从而成就了共产党的惊天伟业。

　　蒋一生紧握枪杆、倚赖军人，毕生难成大器；而毛妙笔生花、文采飞扬，笔墨挥洒间，摧枯拉朽，横扫千军，最终从容登顶。当年“蜗居”重庆的蒋介石，被山城的云雾蒙蔽了眼睛和心智，浑然不知比他更为耀眼的历史角色要出场了。

　　二

　　历史的脚步迈入1997年，重庆这座城市，总算拨云见日、扬眉吐气了。这一年，重庆晋升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成为中西部的龙头和中心城市。与当年海南建省一样，重庆直辖也让无数人热血沸腾，从官员到百姓，从政治人物到贩夫走卒，多少人想到重庆去大展宏图，施展人生抱负。

　　2007年11月，薄熙来入主重庆，成为重庆直辖市的第二任市委书记。此时，虽然重庆直辖已经十年，但从薄熙来后来的行为举措来看，他内心仍然是满载着宏图大略，希望能在重庆这个最年轻的直辖市有所作为，为实现其青云之志铺路架桥。然而时不与人，将近五年过去了，薄熙来不仅没有可能实现其青云之志，反而折戟沉沙，壮志难酬，基本上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景。

　　薄熙来的命运，固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但他的个人作为，是导致其政治生命无可挽回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是他大的方略上出现了差错。他主导的“唱红”运动，代表的是一种“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诉求，为自由派人士所诟病，也为当前的最高执政者所忌惮。他主持的风火雷霆般的“打黑”运动，其方式和手段明显地与现代法治精神和理念背道而驰，各界有识之士都不认可。在这一点上，薄熙来冒犯了当今社会“政治正确”的舆情规则，因此其改善民生、整治治安等实际举措及其效果，都被掩盖在“政治不正确”的标签之下而无法彰显。

　　薄熙来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官场最具个人魅力的高层官员之一，他的敢作敢为、甚至率性阳光，是中共政治生态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他立足下层，取信于民，力求从民众的赞誉中获取政治声望和资源。他这种特立独行的政治风格，本来就不为中共历来的政治文化所崇尚，甚至是格格不入，偏偏又与授人以柄、饱受争议的政治内容相结合，最终难逃被最高层否决的命运。有人忌恨他的施政风格，也有人担忧他的政治内涵，左右不讨好，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然，最直接也最致命的失误，是他识人的眼光和用人的策略。薄熙来治渝期间任用了什么样的智囊人物，他们给他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和实际谋略，外界不得而知。广为人知的是，他重用了王立军。王立军1978年参军入伍，1984年起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薄熙来对王立军的重用，从后者调入重庆之后的晋升速度可见一斑。从2008年6月至2011年5月的三年时间内，王立军从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提拔到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再到重庆市副市长，一年一级，真正是“火箭速度”。按照当今中国的政治逻辑，假如薄熙来不倒下，王立军肯定还要被擢升。结果证明，王立军是不堪如此重任的，他最后的荒唐行为说明此人的政治素质和一般智商都非常低。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

　　政治统治是一项复杂的高智商活动，讲求的是文武兼备、文治武功。古往今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用文人当脑袋，用武将当手脚，如果用反了，则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中国历史很早就铸造了文人治国的政治秩序，武人当政难以长久。这种政治秩序，是政统，也是道统，无论在中央政权，还是地方诸侯，都是一样的。

　　明乎此，当政者才有可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