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东亚，李光敏
来源：《凤凰周刊》2012年6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2 16: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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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吃穿住不愁、动辄车马、八面风光，大陆官员们难处有多大，它又躲藏在哪里?一层一层撩拨官场的帘幕，不难看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价值和资源分配活动。在中国庞大的政府组织内部，规模结构复杂，制衡机制缺失，让这种资源配置更加困难。潜规则充斥其间的每个端点从而加剧官员对个人政治前途的担忧……
引起有关部门及心理学界对官员压力的关注，肇始于2005年，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长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期间，从京西宾馆跳楼身亡。此事在大陆媒体未有公开报道。
自此之后，官员自杀事件频发，有关部门出于连锁效应的担忧，没有让一些官员自杀见诸报端。在心理学界看来，自杀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有示范效应，案例是富士康的“13连跳”。
中残联直属机关团委书记闫洪丰更愿意将官员自杀现象看成是“正常的非正常死亡”。“普通人中也有很多人自杀，只是官员的位置不一样、影响力不一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点也不一样。可能有人会说，你衣食无忧，你怎么会跳楼呢?”
跳楼的力量从何而来?
官员最忙碌的事
“累不累?”“累。”
12个小时过后晚上9点多钟，中部某市委组织部官员黄华终于给《凤凰周刊》记者回了电话，连忙解释，上午正在召开汇报会，中午是吃饭，下午是陪同参观，晚上大领导陪同进餐，一直把到访领导送至下榻处，这一天才算忙完。
“有吃有喝，总累不过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吧。”电话另一头的黄华苦笑：“各有难处。”
吃穿住不愁、动辄车马、八面风光，大陆官员们难处能有多大，它又能躲藏在哪里?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2011年10月份公布了一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调研报告，调研对象选取了中国8个省市的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包括党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领导干部。发现地方党政一把手工作、生活呈“一少三多”特征：休闲少，会议多、出差多、陪同多。
这162名县官一周时段内按9个工作项目统计，平均状态是：研究工作9.79小时、出差8.88小时、开会8.42小时、调研6.38小时、批阅文件5.25小时、陪同4.27小时、谈话1.00小时、接待来访0.89小时、走访慰问0.57小时。
这份将政治生活统计分析的报告，首次“科学化地”呈现了权力结构中庞大县官的日常身心损耗量。
经了解，这份调研结果也是经过了层层过滤，事实上，官员们的真实压力困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种种价值和资源的分配。影响分配、参与分配，需要拥有独特的感知和应对能力，而酒桌是不二的历练和展现场域。
酒桌上，推杯换盏间交接人脉，攀亲附会。虽然组织考评和招商引资的标准层出不穷，但是说到底还是人在执行，按照标准做只是基础工作，能够打动具体的人才是关键。
“领导认准一个人，在工作上往往只能看到他的能力，在酒桌上才能知道这个人可不可用，可不可靠。”在组织部任重要职务的黄华说，中国人传统里讲究的“无酒不成谊”，在官场是最好的执行空间。酒桌上的表现要比会场表现重要得多。多少官员不能喝也往死里喝，即便喝酒的双方都不愿喝了，但还是硬着头皮喝。
如此这般的长期“迎来送往”、“三陪”，便成为官员们课时最长的必修课，也成为外界最能感知到的官场显性部位之一。
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形成了一个例行接待流程。到访者的级别直接决定接待团的级别，对等原则无处不在，如果到访领导超出了一个县级市最高级别的官员——县委书记，则对应以服务组这种形式在数量上弥补。只要一踏上这块土地，人手一本接待手册，全程临时性配专车和司机，随时候命在酒店门前，接待人员在同一酒店同吃同住，全天陪同。
如果遇到接待上级考察团，更需量身定做接待方案，接待组成员如果相关部门干部不够，则事业编制人员替补，再不够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可以，考察路线精心选择之外，一日三餐和晚间活动更是安排重点，每一餐都必须有足够级别的官员到场，一一敬酒，以表达自己的热情，而且承担陪酒的官员常常需要把自己喝醉，以表现自己的诚意。
《廉政瞭望》曾报道一个基层政府的接待任务到底有多重?在广东，多个乡镇每年接受上级单位的考查为20至60项次，最多的达90多项次。乡镇领导一年差不多有150天至300天忙于应酬接待。在河北，某县一个月就接待了92批来自省、市的考核、评比、达标检查团。在东部某市一街道办事处，一天之中接待了6个考查组。中午安排考查组在6家酒店分别用餐，“一把手”坐着小汽车逐个饭店敬酒。送完各个考查组，办事处主任竟累倒在门口。
新华社所属《半月谈》报道称，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戏称：“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在广西某县级市，政府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广西某市乡镇领导一年有150天至300天忙于应酬接待。
除了接待，各个层面的官员都堆积数不清的大小会议，被称“文山会海”。外界常常看到如此感性的会议画面：一边是长篇动员，另一边是东倒西歪。
“迎来送往”和“文山会海”之累直接映射到了官员的身体健康上，虽然他们均享受着公费医疗、定期体检、干部病房等优厚的医疗条件。2009年发布的《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披露，公职人员级别越高则健康状况越差。领导岗位公职人员的体检异常率高达98.5%，其中血脂异常37.8%、血压增高18.9%、血糖增高10.3%、脂肪肝36.9%，这些都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5%-10%。
长期从事干部保健工作的赵辉分析，领导干部接待任务重，应酬多、饮酒多，体力运动时间太少，可能是普遍患高血脂、脂肪肝等疾病的主要原因。而高血压，则可能是因官员们工作压力大引起的。
为化解会议应酬之忙与身体之疲劳，一些地方官员索性将办公室巧妙地搬到了宾馆。大陆一位记者曾出差去黑龙江呼玛县，发现县办公楼很旧，也找不到领导。早上去宾馆二楼餐厅，发现原来领导都躲在那里，整个二楼都是套房，里间卧室，外面办公。县党政正副领导每人一套。房门上贴着名字。二楼左转是餐厅，右转是桑拿中心。
整日埋首于“文山会海”和事务性的应酬，官员之人情练达得以进化，其积累的弊病，权力上端更是自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多次发文批评“文山会海”和“迎来送往”。文章说，“文山会海”使不少领导干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无暇顾及其他工作，更别提深入基层为民办实事了。特别是县市级“一把手”，每天不是泡在“会海”中，就是周旋于迎来送往中，几乎没有精力干别的。
“现在官员充电太少。有些官员学历很高，但是文化很低，吃的都是大学那点儿底子，对社会的理解都靠一些小聪明。现在有了培训，但是很多培训都是开会，真正能学到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占彪说，“官员出去考察就像演员采风一样，是一种接触社会的机会，但他们被牢牢地桎梏住了，没时间出去走走，就是去社会上走也看不到真正的事儿，都是被安排的。这样，官员得不到社会的滋养，肚子虚。”
北京小汤山医院曾对在该院进行体检的1055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官员的文化程度越低，强迫症状、抑郁越重，行政干部的焦虑分高于司法机关。
“强行分包”锦标赛
究竟是什么让官员们顶着虚肚子，如此“白加黑”“五加二”的疲劳战?
官员所负压力不过是政治体系运作最终端的一个表现。作为后发展国家，赶超欧美的现代化压力，使得中国如今固化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政治体系。
这个类似锦标赛体制的政治体系通过行政发包，并进行量化考核、绩效排名与择优提拔来运作。
行政“逐级发包”是指政府的公共和行政事务是从中央逐级向下级地方政府发包，下级承受的要求超过其能力，一直发包到最基层的地方政府。一旦转包指标下达之后，各级官员就进入了一个政治锦标赛场。
在一场场的政治锦标赛中，上级政府的“撒手锏”就是将各项指标的考评结果进行排名，并在媒体上公布，先进者表彰、提拔，落后者挨批。因此，官员继任者在“胁迫”中不得不提升指标超越前任以示政绩，哪怕是作假。
一位曾与各地官员多有接触的商界人士透露，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经常性白热化，官员需要比拼“气魄”争取投资客，别的地方不能承诺的土地指标和配套措施我给，即使违反法律也甘愿冒险。当然，给出承诺的官员，也必须小心翼翼维护自己种在纸团里的“火苗”，压力可想而知。一到卫星定期扫描耕地保有面积，地方官员甚至必须在已经修好的马路上或者混凝土建筑上盖层松土蒙混过关。
由于意识形态说服力弱化和控制体制严密性的松动，对上级的诸多任务和命令，下级越来越少地给予无条件服从。
作为应对，上级很快将财税收入、GDP增长、社会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目标进行量化考核，拉出排名，并因地制宜地扩大“一票否决”制范围。数量化管控下，官员们清醒地理性计算，得不得奖事小，可这“一票否决”就等于其他工作再好也等于白做了。凡是遭到“一票否决”，就要受到黄牌警告，直接影响其下一步的晋升，关系到他们的政治前途。
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主政河北时其强硬作风颇受诟病。1997年，程维高将建设小康村的数量与县委书记的政绩直接挂钩，作为一个硬性指标来考核。不达标者，便要撤掉县委书记的职。几个县委书记上书表示“有困难”，被其斥责，随后一口气撤换了17个县委书记。
时下，各地“一票否决”盛行。除了熟知的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外，信访治安、城市环卫、安全生产、招商引资……似乎都在搭“一票否决”的快车。
“现在领导习惯于今天说‘创先争优’要达到高潮，明天说要拉过来多少项目，做不好一票否决，直接拿问责来压。”黄华坦言。
“一票否决”制的蔓延，使执行官员的压力倍数方式增加。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说，当地方政府官员主要竞争GDP增速时，由于GDP是市场活动的总指标，官员侧重做的工作是搭台让商人唱戏，而随着其他考核指标的融入，官员开始亲自上台唱戏，用行政方式实现维稳或造假等。
问题更在于这些指标之间还存在冲突，增加了官员的拉扯感。如财政收入的实现，是以收入分配不公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