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先刊登该书第三章“‘左’倾路线时的瑞金”。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三章 “左”倾路线时的瑞金
死里得救的遭遇（续）
父：离开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名义是“上前线”。叶季壮部长只让极少的人经手此事，供给部的准备工作是他自己、特派员和我组织进行，因此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上前线”的真实含意。
“上前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报上级批准才能定下来。审查主要是个人的家庭成分、政治表现和思想方面的问题。成分不好的人原则上不能长征，政治表现不好的人就更不能走了。走的人确定之后，留下的集合到离瑞金不远的七堡。当时大家并不很清楚，留下来的人生的机会是不多的，除了日后可能被占领苏区的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外，如果他知道得事情太多，也有被自己人“保密”处理的可能。王明路线非常残忍，我至今还记得几例被无辜残害的人。
总供给部粮食处长罗凤章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有人检举他贪污过三块银元，国家保卫局就把他抓走了，我和保卫局驻供给部特派员参与此事，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居然事先不知道，更不知道特派员和我参加了处理。罗凤章的事发生在“上前线”较前的时候，形势还没有那么紧张，他保住了脑袋，被国家保卫局送到兵站作苦役。罗凤章的头发上被开了一条“马路”（中间剃光一条头发作标记，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运重物。有一句流行的话，“调皮捣蛋，送去兵站挑炭”，说的就是惩罚主义。
子：今天提到王明路线在党内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人痛恨。
父：但在当年是很革命，很时髦，很风行的，人人必须执行。有一次罗凤章挑运物品到总供给部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歧视他，客气地请他喝了水。罗比我大十几岁，过去我对他很尊敬，可那天我说了几句责怪他的话。没想到他毫不在意地回答：“我现在比当处长好，晚上睡得稳当一些了（指已有处理结果，不会杀头了）。”他见我很不以为然，又说：“老弟，你不仅年轻，还很小呢！对现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对他的话，我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当我想明白的时候，我比罗凤章倒霉多了。
那时，犯错误的人要受到处理，就是日常工作中出了点问题也会面临灭顶之灾。临出发前，供给部送出去了一批刚修好的枪支到前方去，兵站检查出来有生锈的，向上报告了。国家保卫局立即派人来总供给部追究。负责枪支修理的军实处军械科科长胡子昂十分紧张，知道自己纵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肯定活不成了，于是偷偷在自己内衣里藏了一个手榴弹。当我陪着国家保卫局的人找胡子昂查问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军械科长，枪生锈由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请不要连累其他人。”胡子昂说完，扭头就向房子外跑。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他跑出门外不远，手榴弹就响了。他没在房子里拉响手榴弹，是为了不伤害我和其他无辜的人。胡子昂知道自己要被处决了，痛恨的只是肃反制度，不愿意伤害别人，包括不愿伤害要执行他死刑的保卫局的人，真是可敬！事后，供给部把胡子昂当作“死反革命分子”进行批判，我一言没发。胡子昂只是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但是，在王明路线下，在长征前的那种特殊气氛下，他除了一死，没有别的选择，他死于党的错误的惩办主义。
总供给部的管理科长李跃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大学生，这在红军中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国家保卫局没有批准他“上前线”。后来经过我们第二次报告，保卫局总算是同意了。李跃平常工作非常好，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无意中发生了轻微的火灾。保卫局认定这是反革命发出的灯火“信号”，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就把李跃抓走了。虽然对李的下场并未宣布，但无须多考虑，就是用“保密”的方法处决了。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恐怖气氛相当厉害。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大家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遵守纪律，不敢犯自由主义，甚至不敢多说话。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真是一粒沙子都可以打死人。
子：我听一些老同志说，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阎王店”，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错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具体杀人的数字和人员，至少还是绝对保密。
父：1930年杀“AB团”，是敌人挑起的反间计在内部杀共产党；1934年的肃反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挑起的杀共产党。一些所谓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除了少数红军里必不可少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就是姬鹏飞、张步峰、靳来川他们那些人），其余很多都被杀了。当过我在红军学校学习时的教导主任，后来的红军供给学校宋奇峰校长，是北京的大学生，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一个师的军需处长，虽然他算是一个业务干部，但也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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