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反抗：国家暴力之灾

　　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抗议，他们反对的议题很多，从经济不公、众多不平等到教育和公共服务开支的大幅削减。当前，这些抗议没有引起知情的对话，批判性的参与或政策的调整，而是遭遇国家批准的暴力和主流媒体的侮辱。在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国家对使用暴力的垄断一直在加强，在此过程中，暴力已经越来越多地针对年轻人、贫穷的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随着福利国家的空洞化，同情文化被暴力文化、残忍文化和丢弃文化所取代。集体保险单和社会保障让位于经济上的消除管制力量，福利国家被改造成惩罚性的工作福利制度，公共利益的私有化以及求助于个人责任作为公民责任的替代品。在不受监管的市场驱动下的价值观和关系应该主导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观点支配下，企业管理模式已经抽去了社会责任的任何本质内容，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问题的犯罪化过程以及对基本社会服务开支的削减，尤其是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福利。1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关头，开始出现暴力和管理的合流、系统性的投资减缩、民主所需的最低条件如机构和共公空间的崩溃。

　　就在年轻人对激进民主的承诺提出多样化的主张，表达公平和正义的世界理想时，他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各种形式的暴力，有身体的、意识形态的和结构上的暴力。按照占领者被捕网站(OccupyArrests.com)的报道，“2012年3月6日，在112个以上的城市，被逮捕人数至少达6705人。”(2)奥克兰、加州、纽约市和众多其他城市的年轻人被现有政治体制抛弃，他们在警戒线外和平抗议，同时试图产生新的语言、新的政治、长期机构和“展现平等、相互尊重等价值观的共同体，他们觉得按新自由主义原则构成的世界缺乏这些内容。”3 这次运动不仅仅是收复空间的问题而且是产生新观点、新对话、引进新政治语言的活动。年轻人抛弃了把民主和市场当做一回事的观念，他们呼吁终结那些主导了政治机构和文化的企业控制，呼吁消除贫困，终结对异议者的压制以及永远的战争状态。理查德·里奇曼(Richard Lichtman)坚持认为这场运动应该受到称赞，这是正确的因为它拥抱共同体民主同时提出了一整套共同议题、原则和价值观，“抗议者要求人人平等或者至少大幅度减少极端的不平等，同时要求切实奏效的民主，根除金钱政治，用相互尊重对方人格的实际行动取代无处不在的商品化倾向。”(4)正如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指出的，把美国的抗议活动与全世界的示威抗议运动联系起来的东西是，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被美国公司隐秘的财富积累排斥在外，这不过是排斥和战争体制的一部分，这些跨国公司在印度、非洲、和中东等地做同样的事。”(5)当然，里奇曼和罗伊等人相信这只是运动的开始，需要做的事很多，正如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所说，要确立新战略，创建新机构和公共空间组成的庞大网络，成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共同体和邀请穷人参加的政治组织。(6)

　　所有这些议题都很重要，但是当前必须处理的最紧迫问题是美国新出现的警察国家带来的威胁，它不仅威胁占领美国众多城市的年轻抗议者，而且威胁民主本身，因为它是战争心态和新自由主义训诫和教育模式的产物，在此教育模式下很难再使用谈论义务、社会责任和和公民参与的语言。除非把年轻抗议者的行动(无论多么多样化)放在充满活力的语言框架内理解，如社会利益、公民勇气和充满活力的民主要求等，否则，美国公众将很难抗拒国家的暴力以及把示威抗议、表达异议和公民责任视为非美国的甚至犯罪行为的框架体系。

　　针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的暴力，进步媒体进行了相当多的报道，笔者根据这些分析想提出如下观点，即把这种暴力放在更大的范畴内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批判性地理解这种攻击性行为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才能批判性地反思使用暴力的当前历史阶段的特殊性。比如，若不分析社会国家的退化和战争国家和惩罚国家的兴起，就很难解释针对年轻人实施的国家暴力。历史时机的观点在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认识影响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的入口，同时留下理论和战略融合的空间。也就是说，帮助我们从理论上处理年轻人的抗议如何与具有历史具体性的新自由主义工程联系起来，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工程鼓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扩大，造成了学生债务炸弹，取消了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障项目，抽出了社会工资、待遇和福利的实质内容。在美国，针对年轻人的非暴力抗议做出的暴力回应也必须在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庞然大物及其战争承诺和将整个社会军事化的大框架内来分析。正如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说“美国正在变成军事化国家甚至军事化社会：在这个国家，武装力量是判定国家强大和战争的衡量标准，战争计划是典型的(唯一的)公共工程。”7 军事-工业联合体与不受约束的企业力量结合起来指向战略需要，决定现有战争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工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将不同的利益、权力形式、社会关系、公共教学法和经济集中起来影响国家政治。

　　这样的时机在政治上具有无限的价值，因为它提供了理论切口让人从中窥见战争国家的实践和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实质，以便“抗拒其前进、内容、焦点、和前沿”8 它也指出了阐明历史仍然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的概念力量，不能通过求助于历史的终结或意识形态终结而抛弃。9 正是因为历史的不确定性本质，抵抗才成为可能，政治仍然保持开放性，拒绝做出任何保证。遵循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点，笔者指出现有历史时刻或他称所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长征。”10 必须被理解为动用和强化越来越多形式的暴力。这种反民主压力及其与美国及海外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的关系在危机中变得非常明显，这种危机出现在政府管理与暴力的结合，惩罚性国家的成长和阿列克斯·霍耐特(Alex Honneth)所描述的“失败的社会性”的持续发展。11美国使用暴力已经上瘾，这种暴力依赖随着它发动国内外战争的意愿而进一步加剧。这个意义上的战争不仅是旨在保护美国安全和利益的政策的延伸。正如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指出的，它也是“军事形而上学”的一部分12。一个包括了企业、国防工业、政客、金融机构、和大学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复合体。战争提供工作岗位、利润、政治回报、研究资金、以及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战争也是国家最受推崇的美德之一，军事价值观如今体现在美国人生活的任何方面。13 因为战争成为主权和统治的模式，它以及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越来越多地受到道德和政治狂热的滋养，战争价值观产生和认可了共同恐惧作为社会关系的首要标记。

　　共同恐惧和制造恐惧的媒体狂热产生了恐惧文化。这种狂热也促成了警察的军事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科技扫描仪、监督摄像机或有毒化学品对付参加和平抗议战争国家和企业国家的人。主流媒体上充斥着这种滥用暴力的形象。现在有一个著名的画面，镜头前一个84岁老太太的脸部特写，她因为参加抗议集会被警察使用的流体喷射物喷撒。还有一个妇女的形象，她怀有两个月身孕，在被警察喷射了辣椒水后被带到安全地带。还有太多熟悉的形象，如年轻人被揪住头发拖着走，随后被塞进路边停着的警车里。14 有些时候，抗议者已经严重受伤如2011年10月在奥克兰抗议中受重伤的伊拉克战争老兵司各特·奥尔森(Scott Olsen)。这种暴力太多了，令人想起50年代和60年代黑人隔离法(Jim Crow)时期警察对民权运动抗议者使用的暴力。15

　　反恐战争已经成为反民主的战争，因为手持警棍的警察现在已经配备了直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进口的最先进军事装备。以前仅仅在战场使用的军事技术现在已经供应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雄蜂无人机、配有机关枪的卡车、特种武器战略装备(SWAT)、士兵在国外战争中使用的数字通信设备和防弹头盔(Kevlar)等。16针对“恐怖分子”(用于年轻抗议者的代码)的国内战争为国防承包商和公司提供了新机会，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内生活的一部分。”17 正如格林·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指出，自9-11以来，美国已经“将国内警察力量过分地准军事化，大肆配备数不清的军用武器和其他战争用技术，采用战场军事战略训练他们，使警察普遍养成一种战争心态。”配备有准军事武器的国内警察力量将确保他们在没有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时也能系统地使用，警察自然要找到借口越来越随意性地使用这些武器。18 当然，新的国内准军事力量也将破坏言论自由和异端观点，因为武力威胁同时威胁到核心的公民自由、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考虑到“到了23岁时，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会因为某种犯罪而被抓起来”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在新的军事化国家中，年轻人被当做掠夺者和破坏者，是对企业政府的威胁也是应该抛弃的垃圾，随着不受惩罚地行动的惩罚性国家的成长，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增多。

　　不再受限于某种军事意识形态，推崇战争价值观已经因为将整个社会军事化而成为常态。正如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指出的，在此意义上的军事化被定义为“在为了生产暴力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社交过程。”(20)战争与暴力在概念上的融合最明显地体现就是政策制定者使用战争语言谈论针对毒品、贫穷和下层社会的表达方式。这里不仅仅是军事知识和军事化话语盛行的问题，而且在于出现了军事化的社会，其中“可接受的言论范围不可避免地萎缩。”(21)。但是，美国社会朝向永远的战争地位的转变不仅仅是鼓吹一套一致性的象征，如拥抱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强调统一性而不是异议、强者而不是弱者、恐惧而不是责任等观念，而且造成了“失败的社会”，其中暴力成为权力的最重要因素和影响社会关系的调节力量。作为公共教学模式，永远的战争状态需要国民心甘情愿地遵循其价值观、意识形态、工具和暴力叙述。这种合法性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热衷于组织暴力生产的文化而提供的，是通过从高雅的时尚、好莱坞电影到五角大楼支持的暴力影碟游戏和音乐会的大众文化的众多注册者传播的。战争状态需要的是一种驯服的文化、闭嘴的知识分子、和基本上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的消费者大众。但是它也需要能从暴力场景中找到巨大快感的民众。

　　因为快乐原则不受道德原则的约束，无需尊重别人，难怪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强烈的快感和无休止的高度兴奋等需要的影响。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对病态的残忍和暴力形象失去了防范和敏感性呢?这个过程的部分原因在于如下事实：美国公众受到空前规模的“揭示人类苦难的画面”的冲击。22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的，伴随着宣扬暴力的文化的泛滥，整个社会都为之付出代价。一个后果就是“单纯的数字和形象的单调重复可能产生‘渐渐消失’的影响并引起‘视觉疲劳’，所以必须更加刺激、怪异和耸人听闻，否则无法引起情感反应，甚至无法引起关注。‘熟悉的’暴力水平在不断提高，在此水平之下的残忍行为的残酷性已经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了”。23

　　超级暴力和惊人的残酷场面破坏和阻碍了我们在暴力发生时对暴力做出政治和道德反应的能力。就这个例子来说，不熟悉的暴力如将囚犯虐待致死的极端形象成为习以为常的暴力，而日常出现的熟悉的暴力则落入不被注意或不值得注意的境地而很少被人关注。不然的话，我们该如何解释公众面对国家对和平的年轻示威者采取的暴力行径无动于衷呢?他们不过在抗议这个社会，抗议自己遭到社会的排斥，自己对希望、繁荣和民主的诉求被忽略。随着文化被注入越来越多的暴力因素，曾经令人毛骨悚然、神经紧张的暴力如今已经失去震撼人心的价值。因为更强烈的暴力形象的需要不断增加，人们对暴力的冷漠和麻木也在增加，而残忍和苦难之事被当作像体育、娱乐一样的素材被新闻媒体或其他找乐子的渠道展现出来。

　　以强硬和攻击性等病态的男子汉品质为特征，暴力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常见内容，痛苦、羞辱和虐待被浓缩进可消化的场景，通过极端的体育、现实电视、硬碟游戏、YouTube帖子以及各种新旧媒体形式无休止地大肆传播。推崇硬汉的意识形态和追求快乐有理的经济也体现在权力的物质利益关系之中，这种关系自里根上台以来不断得到强化。从那时起政府政策出现转变，从而打开了布什和切尼当政时无法无天的虐待和国家暴力泛滥的序幕。保守派和自由派政客现在都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全球发动战争，资助世界上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为超级富豪和大公司提供巨额减税优惠，同时取消公共福利，扩大人类贫困和苦难的范围，消除所有可靠的公共空间，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公立学校或公共交通或任何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性文化。国家暴力，尤其是使用虐待、绑架、目标暗杀等曾经被认为是例外情况，如今已经成为正常化的国家概念的一部分而具有了正当性。“超级惩罚性的政治文化”24已经变得正常化，而且就像高强度的电流在整个社会秩序中加速运行。民主已经不再有强调公共利益经验的重要性的空间。作为“失败的社会”模式，当今的市场极端主义已经成为民主反对自身的原则，歪曲了自由和正义的语言，平等已经不再被视为可靠的观点和政治目标。打着维护个人安全和保障的幌子实行的国家暴力虽然展示了民主的形式，但取消了民主“作为让政治成为可能的不可通约的共享经验”的实质。25 道德贫困、政治贫困、经济贫困的各种症状都出现在我们周围。

　　与此同时，夸大的暴力在全社会迅速蔓延，如今已经成为屏幕文化的主宰。娱乐性的公共教育包括了极端的暴力形象，人类痛苦和折磨在大屏幕上展现，有些是3D模式，观众能够观赏到暴力行动的每个可以想象到的细节，一个比一个更残忍更恐怖。对暴力越来越强的嗜好可以从公立学校模仿监狱的模式上看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从前是社会保护的对象，如今却成为罪犯。暴力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例子是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把公立学校年轻人的行为当做犯罪行为的做法。从前由老师、行为导师或校方处理的不良行为现在则由警察和刑事部门处理。对年轻人来说，这样做的后果具有灾难性。不仅学校与监狱文化类似，年轻人也可能因为微不足道的捣乱行为被抓起来接受法院审判。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佛罗里达一个五岁的女孩仅仅因为发脾气就被戴上手铐送进当地派出所的案例，或纽约的阿列克斯·冈萨雷斯(Alexa Gonzales)因为在课桌上乱涂乱画而被捕。更糟糕的是，马里兰州一个学校的13岁男孩因为拒绝宣读效忠誓词而被捕。这里不仅仅是维持这些法律的教育者、家长和政客的愚蠢或逃避责任的问题，而且是越来越强烈的一种心态，那就是把年轻人当做成年人的威胁，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实施能打垮其思想的惩罚。学生们被错误地教育、被当做罪犯抓起来的做法是把学校当做监狱一样的惩罚性教学法，这个缝隙让我们从中瞥见遏制和惩罚的观念已经多么严重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那些从来不受国家暴力干涉的领域。通过严厉惩罚进行管理也提醒我们，当今时代是打击年轻人、破坏正义和暴力威胁(若不是实际使用暴力)渗透到日常生活每个角落的时代。这种中世纪的惩罚作为公共场景的一部分给年轻人的身心造成痛苦。更加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这种把人当做奴隶的做法，“逮捕和动用警察的行动绝大部分出现在有大量美国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国民等低收入者集中的学校，”26 这样做简直就是开辟了让他们毫不费力地从学校直接进入监狱的管道。当然，第二个步骤是现实电视的专有权，千百万人选择频道观看年轻人被戴上手铐、被抓起来、在法院受审、并被关进少年拘留所的情景。这不仅仅是打着改革的名义宣扬野蛮暴力，也说明施虐狂和暴力渗透已经变成正常化的可怕程度，这样的社会似乎以非人化为乐。

　　因为社会连同理性、道德和民主的任何其他残余遭到贬低，战争、暴力和残酷场景现在汇合成为一种新的和重要的集体娱乐，成为视觉快乐、暴力和痛苦的的共生现象。控制性社会现在成为把别人的痛苦当做娱乐的终极形式，尤其是那些被视为可抛弃的弱者，他们在美国不再是同情的对象而是取笑和娱乐的对象。如今，高辛烷毒气和人类的痛苦被视为旨在提升集体娱乐份额的另一种娱乐。陶醉于别人的痛苦中不应该被贬低为个别人的病态心理，它现在已经成为超越文化和社会版图的庞大的娱乐经济。笔者要强调的是施虐狂冲动以及暴力和残忍的景象如何成为集体娱乐的形式。一个社会如果通过共同恐惧而不是共同责任定义自身，它就绝不可能是民主社会。广泛蔓延的暴力成为破坏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把带来真正快乐的经济变成产生吞噬所有政治实质和道德活力等民主基石的施虐狂模式。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制度化暴力盛行说明，我们需要新形式的对话和政治模式，探讨公平和正义的世界究竟什么样子。暴力主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说明因为阶级、种族、民族出身等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和其他人已经被抛弃，因为美国社会的民主诉求已经被军国主义、市场极端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铁蹄踩在脚下。美国社会暴力盛行说明我们需要一种不仅否定现有秩序而且设想一种新秩序的政治，未来决不模仿现在的激进观点指导下的秩序。27 在这样的话语中，批判与现实主义的期望和个人奋斗结合起来成为更大的社会运动。年轻人对美国社会构成的挑战遭遇国家支持下的暴力，这不仅是警察的残忍，更重要的是它说明美国已经从社会国家转变成战争国家，从拥抱社会契约的国家转变成不再使用共同体语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纽带已经不是公民责任和民主理性而是共同的恐惧和商业化。除非我们处理战争和暴力形而上学如何控制美国社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否则，它造成的巨额社会成本将不可能被认识到，更不可能被消除。这些成本就是引发年轻人抗议并被国家拿来作为回应手段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暴力。

　　注释：

　　1. See Loic Wacquant,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See here.

　　3. Kyle Bella, “Bodies in Alliance: Gender Theorist Judith Butler on the Occupy and SlutWalk Movements,” Truthout (December 15, 2011). Online here.

　　4. Richard Lichtman, “Not a Revolution?,” Truthout, (December 14, 2011).

　　5. Arun Gupta, Arundhati Roy: “The People Who Created the Crisis Will Not Be the Ones That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he Guardian UK, (12/01/2011). Online here.

　　6. Staughton Lynd, “What is to be Done Next?,” CounterPunch, (February 29, 2012).

　　7. Tony Judt,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12 (July 14, 2005), pp. 14-18.

　　8. Stuart Hall,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Cultural Studies, Vol. 25, No. 6, (November 2011), p. 706.

　　9.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and the more recent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

　　10. Stuart Hall, “The March of the Neoliberals,” The Guardian UK, (September 12, 2011), online here.

　　11. Alex Honneth, Pathologies of Rea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88.

　　12.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2.

　　13.13. See Gore Vidal, “Imperial America: Reflections 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4); Gore Vidal,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2); Chris Hedges, “War is a Force that Gives Us Meaning”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3);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Andrew Bacevich,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lmers Johnson, “Nemesis: The 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Andrew J. Bacevich, “Washington Rules: America’s Path To Permanent War,” (New York, N.Y.: 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d and Company, 2010); Nick Turse, “The Complex: How the Military Invades Our Everyday Liv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

　　14. Philip Govrevitch, “Whose Police?” The New Yorker, (11/17/11).

　　15. Phil Rockstroh, “The Police State Makes Its Move: Retaining One’s Humanity in the Face of Tyranny,” CommonDreams, (11/15/11). Online here.

　　16. Andrew Becker and G.W. Schulz, “Cops Ready for War,” RSN, (December 21, 2011). Online here.

　　17. Ibid.

　　18. Glenn Greenwald, “The Roots of The UC-Davis Pepper-Spraying,” Salon (Nov. 20, 2011). Online here.

　　19. Erica Goode, “Many in U.S. Are Arrested by Age 23, Study Find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11) p. A15.

　　20. Michael Geyer, “The Militarization of Europe, 1914 – 1945,” in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ed. John R. Gillis (New Yor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9.

　　21. Tony Judt,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2 (July 14, 2005), p.17.

　　22.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Malden: Blackwell, 1995), p. 149.

　　23.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Malden: Blackwell, 1995), pp. 149-150.

　　24. Steve Herbert and Elizabeth Brown, “Conceptions of Space and Crime in the Punitive Neoliberal City,” Antipode (2006), p. 757.

　　25.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Translators Note,” in Jean-Luc Nancy, “The Tru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ix.

　　26. Smartypants, “A Failure of Imagination,” Smartypants Blog Spot (March 3, 2010). Online here.

　　27. John Van Houdt, “The Crisis of Negation: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Badiou,” Continent, 1.4 (2011): 234-238. online here.

　　译自：Youth in Revolt: The Plague of State-Sponsored Violence by Henry A. Giroux

　　http://www.truthout.org/youth-revolt-plague-state-sponsored-violence/1331663173

　　作者简介：

　　(加拿大)亨利·吉鲁(Henry A. Giroux)，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讲座教授，著有《可疑社会的年轻人：民主或可处置性?》、《希望之后的政治：奥巴马和年轻人、种族和民主的危机》、《论批判教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