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
最近，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主办的“香山论坛”邀我专程主讲“一个真实的梁启超”，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中山毕竟不是梁启超的故乡，而是近代反清革命先行者孙逸仙的家园，从新会茶坑走出的梁启超恰恰是孙公生前很讨厌的论敌。我有点佩服主办方的雅量，同时也担心，对于长期被教科书渲染、嘲笑的所谓 “保皇派”与“变色龙”梁启超，究竟会有多少中山市民感兴趣？更何况，中山的地域很小，当晚还撞上港星谭咏麟的专场歌会，能有几个愿意抛开娱乐的愉悦与狂欢，选择枯燥乏味的学术讲座呢？
还是没想到，到场听众虽不及北京的三味书屋或高校校园那么爆满，但热情不减，好几位法大毕业的学子还准备了鲜花，像亲友团一样相约而来，另有听众从深圳、广州、东莞、珠海等地赶来，除了听讲，还请求签名与合影。两天之后，我还收到一位听众转来的信息：“前晚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的讲座在中山市图书馆举行，恰巧当晚有谭咏麟的演唱会，朋友送给我三张票，说真的，我丝毫没有犹豫过，带着十岁的儿子径直去了图书馆。感受是：如果把平时的会议和继续教育都换成郭老师的讲座，那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当然，这种想法过于奢侈。”
看来，中山市民对梁启超的宽容与期待，要比心胸狭窄的国民党胜强多了。当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都是元勋做派，盛气凌人，百般嘲讽曾经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尽量给他难堪，生怕让他分享民国的荣耀。1925年中山先生病故时，梁启超不计前嫌在先，亲临祭悼，张继等人却气势汹汹地围攻在后，还要抱拳打人。4年之后，任公撒手尘寰，北京、上海等地都有盛大的哀悼活动，追念这位“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的民权主义启蒙第一人，惟有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格外冷清，胡汉民就坚决反对褒奖那个曾经让他们倾巢难敌的“中国之新民”。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移居重庆，为了嘉奖刚刚死去的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们，才不好意思独遗口碑甚佳的梁启超，让梁氏搭个便车，沾点北洋政要的光。
恕我直言，至今为止，我们的教科书过于看重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却相对忽略建设层面的历史贡献，还喜欢用“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把复杂的历史与历史人物二分化。二分化就是简单化，非此即彼，厚此薄彼，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不是爱国的，就是卖国的，不是进步的，就是落后的，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神话革命者，丑化、矮化、妖化或愚化非革命者，此类叙事所显露的历史观倒是同国民党的正统史观很合拍，后者就把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新生当做国民党的专利，神化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历史，贬低他人，连非兴中会系统的黄兴、宋教仁与华兴会都曾成为冷落的对象。
前人常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来衡量“大丈夫”的“三不朽”，能在这三方面都有建树的人其实不多。认真审视梁启超五十六个春秋的生命历程，参照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则不难发现，梁任公不仅是一位开启风气的启蒙思想家与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是一位矢志报国的政治活动家，一位德才兼备的智者。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既低估了研究的难度，也看轻了他的分量。
就立德而言，如果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要员相比，梁启超的为人就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了。在那家国受欺的艰难岁月，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他讲是非，明大义，轻名利，重感情，严于律己，坦诚待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都能营造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光明磊落，善解人意是他的常态，在某些关键时刻，则以平淡朴实的大手笔写实爱的海洋，他的宽容使他人为之逊色，人间为之添彩。他除了谢绝檀香山华侨小姐何惠珍的执著爱情、善待成见很深的刻薄师长康有为，还能包容协和医院对他的手术事故，竭力阻拦家人起诉协和，从容地告别人世，连身内之物都能如此看轻，这恐怕不是绝大多数革命家与思想家所能做到的吧。他虽娶王桂荃为偏房，那完全是夫人李蕙仙的安排，而且两房和睦，子女无猜，都与梁启超平等待人的人格感召有关，他还为国家储备了三个院士。家庭的融洽，不仅妻妾成群的乃师康有为不可比肩，恐怕连革命元勋孙中山、黄兴的家属也难达到。
就立功而言，且不说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也不说他与蔡锷将军师徒俩是怎么掀起反袁护国高潮、捍卫民国新国体的，即便是晚清最后十年，无论是推翻清朝，还是建立民国，都不能完全绕过梁启超的贡献。历史的真相已经很清楚，清朝的垮台并非革命党人单枪匹马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与梁启超、张謇为首的君宪党人，以及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联合行动所得，正是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国会请愿运动被摄政王载沣镇压下去之后，请愿者们绝望与转向，才使清朝统治者变成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加上重兵在握的袁世凯临门一脚，辛亥革命的成功才得以定局。
不仅如此，只要不是纠缠于“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的形式区别而忽略“立宪”的实质与“民权”的同一性，那么，就近代民权主义的内涵与理论建构而言，梁启超比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说得更多，更透彻，更具有系统性与说服力。连同盟会会员林伯渠也记得，他是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后，才受到鼓舞，走上反清之路的。郭沫若也承认：“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国人常以泛道德主义的眼光看待梁氏思想的多变，其实，他的多变是学者型的变，不是政客式的变，是不断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还可以讨论，却不是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并非人品的问题。
至于立言，梁启超的贡献更是多方面的。除了唤起民权，推动政治革命之功，他还是“史学革命”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也是近代新闻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拓荒者，更是首屈一指的报人与时评家，其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捷、语言之犀利，文采之飞扬，举世难有其匹矣。
长期以来，对于光彩照人的梁启超，我们的教科书与历史宣传确实把他矮化和妖化太多，伤痕累累。明年2月就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国民了解和理解他，吾等责无旁贷，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我曾承诺浙大与法大的弟子，等我退休之后，有点空闲，就为梁启超写一个电影剧本，现在却添了一份忧思：全国人民都不大读书了，何况影视明星，谁能扮演梁任公呢？
《法治周末》2012年3月27日，略有删节，编者改题为《还原真实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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