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亡与生产的探索，作为文学的母题在骆以军的笔下，是以一连串隐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他自己的故事，还是邱妙津的人生，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它们所处在的都是当下的，现实的语境，是真相被割裂的当代。”
今年夏天，骆以军带着他新作《遣悲怀》的简体版亮相上海书展，引来了众多拥趸。港台作家近些年来在内地引得的巨大关注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从以朱家姐妹和张大春为首的小说家，到董桥、舒国治等一干写散文的好手，无一不展现出的极具个性化的高品质创作成果。比起同样是本次书展的重头作品，内地成熟一辈作家如王安忆、格非等的新作，港台作家的创作显得更个性、更生动。特别是骆以军，这个总把曾经的自己形容为人渣废柴的胖乎乎的家伙，会在给读者的签名旁画一个标志性的鸭嘴兽，会憨憨地笑，却为了写作得过两次得过忧郁症，并且总是对病态的暴虐有着严重情结，一个典型的人格分裂型的小说家。
骆以军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极擅长讲故事的人，他的脑海里似乎总是存储着大量各种各样的事件，随时可供他信口道来。听骆以军的讲座，基本就是在看他扮演故事大王的角色，他会讲到让你头晕目眩，怅然若失。骆以军曾说过，他的长篇都可以被看作是中短篇小说的连缀，就像把一张张并不连贯的画片装订起来，变成一部支离破碎的电影。《西夏旅馆》和《遣悲怀》都是很典型的例子，特别是后者，作者写给死去的邱妙津的几封书信，就是几个故事，它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如果你给每封信的内容取一个单独的名字，说不定它们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短篇集子。
小说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几个故事，如偷窥裸体家庭，在香港爬楼和被关进玻璃柜里的女孩等，都以作者自身的体验为基础。在一场关于小说边界的讨论中，作者坦言自己的小说创作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边界，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故事，他经历过的，改编自别人的亦或是想象的，他都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来自于现实的生活片段，都如一段剪影被他抽离出了日常生活的轨迹，然后他对它们进行处理，摒弃古典主义的故事写作手法，扔掉所谓的“结局”而是把它们放置在一个被剥夺了权威话语权的现代语境里，让它们成为一种既真实又模糊的表示，成为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和独特性的体现。
但是，这些故事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相反，它们的内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常被作者用一些感受性（而不是思辨性）极强的语词联系起来。于是我们看骆以军的小说时，就会莫名其妙地陷入对他某一些叙事语言之外的语词的困惑之中，而这些困惑，则往往源自于作者想要告诉你的那些故事背后的东西。关于《遣悲怀》主题的阐释，王德威曾经说过一段话：“对时间和死亡的遐想，对生殖与爱的辩证，以及对笑谑与暴虐的迷恋，都已是我们所熟悉的特征。但这一次，骆以军采取了更大胆的方法揭露自己的心事，他要召唤亡灵，与死亡对话。”
邱妙津是1995年在法国自死的台湾女同志作家，因为感情挫折，她用剪刀刺入心脏结束了自己26岁的生命。稍后，她的遗作《蒙马特遗书》得以整理出版，被认为是对爱欲生命及死亡的终极阐释。但《遣悲怀》并不是以邱妙津的故事作为中心展开叙述，他只是把邱妙津当成了一个隐喻，一个贯穿所有故事的总的隐喻，这个隐喻的内核，是属于邱妙津的，也是属于骆以军本人的书写。对死亡与生产的探索，作为文学的母题在骆以军的笔下，是以一连串隐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他自己的故事，还是邱妙津的人生，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它们所处在的都是当下的，现实的语境，是真相被割裂的当代。
所以骆以军的书写充满了后现代的既荒诞又抽象的特性，这是古典意义上的故事特征所不能赋予的。他的故事确实很好听，甚至很好玩，但那只是他一个最基本的策略。他通过对它们的书写一次次莅临死亡的灵界点，通过挖掘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来体验这种灵界点，并以此与邱妙津的亡灵进行互通。我终于明白表面看不出一点悲伤的骆以军为什么会不止一次患上忧郁症，因为他正在做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通过写作无限切近生命的绝对现实，这会是多么可怕的体验啊！
（陈嫣婧，书评人。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E8%A2%AB%E6%97%A0%E9%99%90%E5%88%87%E8%BF%91%E7%9A%84%E6%BD%9C%E5%9C%A8%E4%BA%8B%E5%AE%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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