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文章来源：博客
1960年，在台湾岛上办《自由中国》杂志十年的雷震被捕下狱，接着以军法审判获刑十年。但蒋介石的铁腕并不足以压服舆论的非议，乃至立法院、监察院体制内都有不同的声音。
雷震案发，《自由中国》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在报纸上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他们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并要将被指控的那些文字全部收集起来，印成专册，结果找不到敢承印的印刷厂，都被打了招呼了。在这篇共同声明中，他们恳切地说：“我们承认，我们立言的方针和若干观念，与十几年来官方千篇一律的颁制亦有所不同。诚然，我们所见也许不尽与人相同。但是，我们立言，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读者负责。我们坚守着‘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报人出身的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公开表达意见说，雷震的一些主张，“非吾人所能赞成；唯书生论政，纵涉偏激，若其本旨在反共救国，争取民主自由，拥护国宪，反对暴力，则此种书生论政之是非，实未可与叛徒之犯罪视为一事。此意非有爱于雷君之个人，而爱护中华民国法治之前途。”立法委员费希平提出质询，其中说，凭心而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未免有过激之处，有些论点本人也未尽赞同。可是在大陆毛泽东尚倡“百花齐放”，难道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台湾，就不能容忍一本《自由中国》杂志存在吗？
在监察院，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刘永济、陈翰珍，中国民主社会党籍的监察委员杨毓滋等纷纷就雷震案发表谈话。刘表示，如此重大案件竟匆匆于一天之间，前后仅八个小时，由调查、审问、辩论而结案，“在程序上如此惊人的简略，有使人感到无限的遗憾。”律师出身的杨毓滋说：“要有客观、超然、公正、独立的审判，才能使国人心服，否则尽管判雷震十年的徒刑，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指出，监察院秘书长奉命不许监察委员宋英（雷震夫人）在监察院报告雷案，不仅违法，而且违背了天天喊叫“实行总理遗教”的口号。
《自由中国》关闭，殷海光他们还能在《公论报》、《时与潮》半月刊、《民主潮》半月刊登岛上的报刊发出声音来，宋英还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联合报》上发表书面谈话《营救我的丈夫雷震》，多家报刊都发表了她的抗议与呼吁。当时，不同背景的民间报刊还没有被封杀。雷震判刑之后，胡适对记者说：我只讲六个字，“很失望，很失望”。1960年11月20日的《联合报》上刊登了胡适的失望。当年12月23日，《联合报》发表记者常胜君的特写《雷震、自由中国、反对党——夜访胡适谈三事》，记下了昔日胡适在《自由中国》宴客时的一句话：
“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给雷先生造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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