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聽起來真像是一場沒有敵人的革命。從2011年8月19日總統登盛與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姬會面以來，緬甸改革贏得了國內外一致正面評價，連最苛刻的批評者也承認，它已經走上了正確的方向；而對於親歷者而言，它幾乎算得上日新月異了。
文/楊瀟
「政府內沒有所謂的強硬派和溫和派。」
在內比都的議會大廈裏，緬甸總統登盛對議員們說。「當然，每個人的個性、態度和行為都會有不同，但我們都會堅持政策、履行職責。」他補充道。
這聽起來真像是一場沒有敵人的革命。從去年8月19日登盛與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姬會面以來，緬甸改革贏得了國內外一致正面評價，連最苛刻的批評者也承認，它已經走上了正確的方向；而對於親歷者而言，它幾乎算得上日新月異了——我去年11月到訪這個東南亞第二大國（以國土面積論）時，當地同行談論最多的是新聞的鬆綁——審查部門PSRD（Press Scrutiny and Registration Department）允許報紙刊登昂山素姬的大幅照片，允許他們以一種建設性的口吻敦促政府釋放政治犯等等，兩個月以後，消息傳來，緬甸當局擬推出新傳媒法，取消審查制度——PSRD自己或許都要成為歷史了。
同樣在去年11月，最大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NLD）總部外，仍有一些神色可疑的人隔著馬路對來訪者拍照；如今這裏已成仰光最新的旅遊景點，大巴車送來一批批外國遊客，他們在這個又小又暗的地方高高興興地與NLD成員合影留念，為它捐款，然後買下印有昂山素姬頭像的T恤、水杯和徽章。
總統登盛3月1日在議會發表的講話，可算又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他宣布將加強法治、促進私營經濟，並且改善緬甸糟糕的基礎設施，他甚至提到了一些「瑣事」，比如讓更多的人買得起手機SIM卡（在緬甸常比手機還貴）、用上互聯網，「必須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的年輕人過上好日子，用筆記本電腦取代他們手裏的槍支。」
從街頭茶館到FACEBOOK，緬甸人發表著對總統講話的看法，一個網民寫道：「總統先生，我要17英寸的蘋果筆記本。」更多人則注意到總統先生的用詞，他說人民是國之「父母」——這在緬甸非比尋常，一直以來，緬甸人就被告知「只有軍隊（Tatmadaw）才是父親，只有軍隊才是母親」。
也不是每個人都歡迎總統的講話，頗有影響力的流亡媒體《伊洛瓦底雜誌》（The Irrawaddy Magazine）記者採訪了一位內比都市民：「光說說可不夠，他得讓我們看看，他能真為我們做些什麼。」另一些批評者則猜測，政府中仍有高官在抵制總統的改革——登盛宣稱，講話適逢文官政府執政一周年，而事實上，他直到2011年3月底才掌握權力，為什麼提早一個月就出來對全國喊話呢？是否形勢所迫？
改革之謎
伊洛瓦底雜誌的創始人、主編Aung Zaw在二月份從曼谷回到了仰光，這是這位1988年學生運動領袖24年來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國。最近幾個月，除了接踵而至的西方外交官，大批海外民運人士、流亡媒體的記者也受邀返回緬甸。
Aung Zaw一共逗留了五天，拜訪了各方人士，「不管我們談論什麼，所謂改革派與強硬派的對立也好，丹瑞將軍和貌埃將軍在背後的影響力也好，或者其他任何主題，我所見到的人——高級官員、報紙主編、外交官以及一些消息靈通人士，都會對『背後的故事』給出截然不同的判斷，提供各種版本的『真相』解讀。」
這和我當初在仰光採訪的感受接近，以「為何會有改革」這個最基本問題為例，就有「阿拉伯之春倒逼說」、「經濟發展不可持續說」、「丹瑞背後主導說」、「權力結構重組說（文官政府多來自軍方，而他們比新上來的年輕將軍們更有威望）」、「策略性調整換取解除制裁說」、「美緬暗中交易說」等N個版本。美國政治學家吉勒莫·奧多納（Guillermo O’Donnell）與菲利普·斯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在名著《從威權統治轉型》中有一著名論斷：專制向民主轉型的前提是統治精英內部發生分裂。「強硬派相信徹底實行威權統治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徹底實施，建立某些偽裝也能保持自己不受侵犯、等級森嚴的威權統治權力」，「有的強硬派持這一立場是出於機會主義，並不關心長遠的政治目標，只關心保住自己的職位和分贓份額……（但是）構成強硬派核心的是那些發自肺腑要拒斥民主的種種『不治之症』和『混亂失序』的人」。這不禁讓人想起美國駐緬大使館高級外交官Larry M. Dinger2009年的一份秘密備忘錄（後被維基解密公佈）：「將軍們大都打過仗、帶過兵，他們把統一與穩定視作國家的最高利益。他們似乎也真誠地相信，軍隊是國家統一與穩定的唯一保證。」
不過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路透社的報道說，2008年5月的納爾吉斯風災逼迫緬甸高層與外國救援者展開對話。這場風暴造成近14萬人死亡，軍政府起初擔憂美國藉口救災干預緬甸內政，但最終美國飛機被允許進入緬甸，並帶來超過4000萬美元的物資。那時登盛正是救災委員會的首長，當他乘坐直升機視察受災最重的三角洲地區時（他的家鄉就在這裏），可以想見當時的慘狀：兒時的村莊已被掃平，漫天混水裏漂浮著死者屍體和房屋碎片。
「納爾吉斯是一個精神上的觸發器」，仰光一個研究組織Myanmar Egress的負責人U Tin Maung Thann對《紐約時報》說，該組織為總統提供諮詢，「這使得他認識到舊政權的局限。」
前聯合國官員、著名緬裔學者Thant Myint-U則說，使得緬甸軍政府最終改變態度的是，他們意識到他們可以開放一些，接受外國援助和與外國救援人員對話，天並不會塌下來。
正義與和解
「溫和派起初與強硬派可能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轉變成溫和派是因為他們越來越認識到他們所協助建立並在其中佔據高位的政治體系，在可預見的未來需要採用某種程度或形式的選舉而正當化。」奧多納和斯密特在書中分析。緬甸曾是東南亞的明珠，但1962年軍政府上台後，它一步步滑向「資源詛咒」和「失敗國家」的深淵，被鄰國甩得越來越遠。或許正是從2008年以後，對於緬甸現狀不可持續的共識開始在統治精英內部凝聚，2010年11月，在被操控的大選中，軍政府鞏固了自己執政地位，並籍此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感，隨後昂山素姬得以釋放。2011年3月底，軍事強人丹瑞將軍退居幕後，登盛為首的文官政府登台，5個月後，登盛與昂山素姬會面，改革提速，東盟與西方外交官陸續來訪。
昂山素姬拒絕透露會談內容，但人們猜測雙方應該有方向性的妥協：政府承諾啟動自由化改革，譬如釋放政治犯（他們做到了），而昂山素姬和她領導的NLD承諾重返政治進程，這就意味著承認政府的合法性（他們也做到了，之前他們曾抵制2010年大選），並考慮說服西方接觸對緬甸的制裁（素姬至今仍抱謹慎態度）。有人用「務實的美德」來形容政府與反對派，不過改革當是社會合力的結果——它們應該包括那些願意為社會不公上街抗議的僧侶，那些半夜裏（此時網速較快）在FACEBOOK發布言論的年輕人，還有那些紮紮實實「以議題為本」的NGO——雖然這些「準備工作」本身並不能帶來民主轉型。
總統首席政治顧問Ko Ko Hlaing近日接受泰國《國民報》（The Nation）獨家專訪時，試圖讓外界相信緬甸的改革「不會逆轉」。他說，總統的堅定意志、憲法的民主方向、初嘗自由滋味的緬甸人民，還有國際大趨勢是確保改革不會倒退的因素。
他也談到了丹瑞將軍，「你應能理解一位年長的佛教徒的心境，也應該能理解一位軍人的想法——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就可以休息了。他（丹瑞）為緬甸做了很多事情，造橋、修路、建水壩，他的七步民主路線圖也為改革打下了基礎。據我所知，他已經完全不涉政治，正和兒孫們享受天倫之樂……他不是鄧小平，也不是李光耀。」被問及丹瑞是否擔心未來的清算時，KoKo Hlaing說：「緬甸是佛國，諒解是我們的信念。」
我採訪昂山素姬時談及正義與和解的微妙關係，她引用圖圖大主教的話說，我們要追求的是修復式的正義，而不是報復式的正義，「我不希望民主運動以仇恨為基礎，我希望它能基於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對於未來的信心，相信我們的國家未來應該變得更好。不論何種情況，要達成國內和解，你不可能依賴仇恨。」目前尚不知政府與反對派在這一問題達成何種妥協，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諾當權者安全與利益，或許是改革不可避免的代價。
緬甸改革表面上風起雲湧，總統也努力製造出「沒有強硬派與溫和派」的圖景，但真實情況是，人們並不清楚這個依舊神秘的政府的真實決策過程，並且，現有的自由化因為缺乏法治保障，也非常脆弱。還有媒體分析，與邊境武裝的談判（如今最令政府頭痛的是克欽獨立軍）如若處理不好，將成為強硬派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反攻倒算的機會。
中緬關係
作為來自中國的記者，有時與緬甸同行打交道時會被「反採訪」，他們總要問你對於緬甸政府擱置密松水電站的建設有何看法——這幾乎是和總統會見昂山素姬一樣重要的「自由化標誌」。
Win Myo Thu是緬甸NGO組織EcoDev的負責人，他全程參與了緬甸民間社會對密松大壩的討論及抗議，談及這場「198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公眾行動」，他告訴我，反壩行動不僅僅與環境、洪水、地震等隱憂相關，也涉及到在中國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緬甸人的認同（identity）問題。 「我的妹妹是家庭主婦，她從來不關心國家大事，也很關注大壩，她說，如果中國方面要求緬甸賠償停建損失，她也願意出一份錢。其實，平時她是個小氣的人！」
在西方對緬甸制裁的大背景下，中國對緬投資佔了緬甸外國總投資的三分之二，中國是僅次於泰國的緬甸第二大貿易夥伴，緬甸末代王都曼德勒如今看起來就像一個中國縣級市，據報導中國還是緬甸軍隊主要的武器提供者。不少人相信，如果沒有中國的援助，軍政府將難以維繫。「他們（軍政府）賣森林、賣玉石、賣油氣，甚至連伊洛瓦底江都賣，他們把緬甸賣給了中國。」人權活動家Myo Yan Naung Thein的話反映了相當一部分緬甸人的情緒。
「大壩只是全景的一部分，」昂山素姬告訴我，「我收到過不少緬甸人的來信，抱怨他們那裏來了一個中國公司，他們無所顧忌、為所欲為等等。」而《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則分析說，中國公司在緬甸北部，一些傲慢、有時甚至殘酷的做法最終讓緬甸政府也退避三舍。此外，緬甸現在需要的技術以及教育援助——也就是行話說的「能力培訓」——正是中國不願提供的。於是將軍們不得不轉向西方，進行政治改革。
但這並不只是一個黑與白的故事，2008年1月，美國外交官Shari Villarosa（Larry M. Dinger的前任）在大使館內宴請了時任中國駐緬大使管木，「中國正在對緬甸失去耐心，」在一份被維基解密公開的密電中，Villarosa判斷，「顯然，中國人覺得丹瑞政府拖了他們的後腿，如果緬甸陷入政治亂局，中國在緬商業利益將會受到損害。……中國大使建議，可以向緬甸軍政府的高級官員保證不會危及他們的生命和經濟利益，這樣的話他們（將軍們）將會更容易接受逐步讓出權力。」之前的2007年，緬甸爆發「僧侶革命」，遭到軍政府鎮壓。
緬甸的改革或許讓一些慣於走「上層路線」的中國投資者感到尷尬或者不安，但他們顯然應該重新考量當地社區與民眾的利益，從根本上說，一個法治社會也是對投資者更好的保護。與此同時，在自由化進程中，緬甸公民社會逐步甦醒，之前曾被壓抑的一些情緒不可避免隨之釋放，若官方有意迎合，那麼我們就會一再看到類似曼德勒正在發生的場景——顯眼的中文招牌被勒令取下。無疑，此時雙方同樣需要「務實的美德」。
在仰光，一位中國商人有點憂慮地談起「萬一以後老太太上台了」對中緬關係的影響——他說的自然是昂山素姬，雖然按照緬甸目前的法律，嫁給外國人的素姬還不能競選總統——在分析了中緬的地緣關係與互相需要後，這位商人又很有自信地說：「放心吧，也壞不到哪裏去。」
Win Myo Thu告訴我， 「我很肯定有一些緬甸人恨中國人，密松大壩停建之後，有人呼籲要繼續反對中國投資的其他工程，我們反對，說No way，我們不能這麼做。」據說，在緬甸國內掀起反密松電站聲浪之際，昂山素姬也曾考慮給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寫信，請他關注此事。在向一些民間社會人士尋求建議時，她的意見被否定了，最後她只發了個一般性的聲明。 「過去她一直看著西方，現在她越來越成熟，已經走在正確的軌道上。」Win Myo Thu評價。
無論如何，在中印競相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的大背景下，緬甸的改革也將難以避免地受到大國博弈的影響，就像一位緬甸記者對我說的，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我們生於大國之間，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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