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谈过我的学问梦，记得当时说到，只要肯吃苦和下功夫，还是有机会。越来越感到，学问梦虽然可以随时开始，但是开始的迟或早，却大不相同。曾经深深感动于范美忠先生从事中学教育的初衷，范老师无疑有做学问的慧根和才能，但是自己感觉起步晚（读大学后），因此甘愿作为人梯，让他的学生们有可能站到巨人的肩膀上，他自己放弃成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学人。
虽然之前也读过秦晖先生关于中国现实看法的文章，而且深为震动，曾经在《差距来自学校和教育》一文中提到，撒切尔夫人推行改革之道时曾经拿出哈耶克的著述作为理论依据，我以为秦晖可以为中国当局提供理论依据。事实却是，我并没有读过秦晖先生的著作。最近因为被他的《儒家的命运》一文吸引，决定网购他的著作。从易读的演讲专辑《变革之道》开始，高兴又遗憾地发现，对于我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他早在多年前已经有深刻见解。
早听说先生是天才，只从这本演讲专辑中已可窥一斑。不仅学识广博、反应机敏，令我更加信服的是，他不仅对于自己所讲述的问题有相当全面而细致的了解，而且由于真正地通晓熟悉因此可以十分清晰明了而通俗易懂地讲解，相信即使是贩夫走卒，如果关心先生讲述的问题，也可以听懂。这才是真正的高人。
陈春文先生在《公民社会与私民社会》一文中提出，现代民主社会是“权利与义务结构”的社会，即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基本对等，政府所受让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也基本对等，而专制社会是“权力与义务结构”的社会，即统治者或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力，却并不承担对等的责任，被统治者或国民承担绝对的义务，却没有对等的权利。这给我很大启发。
对此，秦晖先生以一个简单的图标做了清楚的解释：十字交叉线，横线从左到右代表权力从小到大，竖线从上到下代表责任从小到大，十字交叉线分出的四个部分代表各种政府的权责关系。十字交叉线构成的左上部就是权小责也小的“古典自由政府”，右下部是权大责也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这两部分代表着权责对应的宪政政府，秦晖谓之“次好政府”，而左下部是不可能存在的权小责大的“最好政府”，而右上部是权大责小的“最坏政府”。
中小学时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其重点除了人名就是左右倾。王小波说他的后遗症是从此不分左右，在美国开车转弯时要靠老婆拽左边或右边的耳朵来提醒他左右不同的方向，而我的后遗症是至今分不清国内的左右倾和国外的左右倾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和共同之处。秦晖先生以一个简单的图标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样是十字交叉线，横线左是限权右是扩权，竖线上是问责下是卸责。十字交叉线分出的四个部分代表了宪政下的政治谱系，左上部是限权问责的“激进左派”，左下部是扩权卸责的“激进右派”，左下部是限权卸责的“古典自由主义”，右上部是扩权问责的“社会民主主义”。以问责政府为主要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限制政府权力为主要主张的“自由主义”，两者共同追求权责相当的“次好政府”；而主张扩权却卸责的“伪社会民主主义”和主张卸责却不限权的“伪自由主义”，共同维护权力无限却不承担责任的“最差政府”。
感觉中国的左右似乎与宪政下的左右正好是相反的，中国的左派是宪政下的右派，许多是主张扩权却少问责的伪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的右派是宪政下的左派，主张限权和问责，其中自由主义者着力于限权，社会民主主义者着力于问责；感觉中国几乎没有宪政下的激进左派，大概实在是公权太过强大了，没人指望限权还能问责。所以先生说，“在一个权力不受限、责任也不可问的体制下，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次好政府（无论是权责均大还是权责均小）都无从形成。”（P112-113）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两个图标中的责任，指政府对于国民的责任，而不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之左派强调的责任往往是国家强大或政府自我强大的责任。
关于中国文化之“儒表法里”，最早我是从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看来的，虽然当时感到震撼但理解并不深刻。秦晖先生认为，法家一方面是典型的大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古今中外极端反对福利国家的先驱。”（P113）他说，“布什、撒切尔夫人这些古典自由主义政客尽管在‘反福利’问题上似乎与韩非类似，但他们最多也就是对穷人‘自由放任’吧。他们反对给穷人更多福利，于是就主张给穷人更多自由，所以他们拿那些流浪汉没办法。可是我们法家就厉害多了，他反福利，更反自由。他不仅绝不救济穷人，而且敢于把穷人抓去劳改，这叫‘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免他们四处流浪给优越的法家制度抹黑。布什这小子有这能耐吗？”（P114）
关于王安石变法，我曾看过不同的版本，因为不理解变革的细节，受著者影响忽而反感忽而同情。秦晖先生不可能在演讲中讲述变法细节，但其解读却对我有醍醐灌顶之效。他说，“北宋末王安石和司马光，通常认为是主张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的代表。王安石主张抑制兼并，强调一切收归国有；而司马光则主张不抑制兼并，无为而治。50年代国内捧王安石捧得很厉害，到了改革的80年代又有人认为反对管制的司马光更可取。其实仔细看来，两派观点对老百姓都很不客气。王安石认为皇上怎么腐朽也吃不垮国家，真正的问题在于百姓中的富人可恶，他们钱多了，国库的钱就少了。所以皇帝尽可穷奢极欲，但对“阡陌闾巷之贱人”的发财梦必须严厉打击，这就是“抑兼并”。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抑制兼并所做的评论就是“王之抑，国家自为兼并”。而司马光所谓的“官不与民争利”，关键在于这“官”和“民”说起来是官府和民众，做起来是国库和权贵私家，实际上成了国家不要妨碍权贵聚敛私财。两派的斗争产生的是一种“尺蠖效应”：北宋后期新党和旧党轮流执政，国家政策就像只一放一缩的尺蠖，无论如何变化，收缩或者放开，都只有利于权贵。这与尺蠖爬行时一收一缩但只向一个方向移动不是很像吗？王党只懂得与民争利，严重损害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利益；马党只懂得放任无为，则使权贵得以放手圈钱。国家的“自由放任”只是放出了无数的土皇帝，但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的经济统制统出了与民争利，却统不出社会保障。王安石搞的不是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的不是自由市场。”（P115）在我之前的阅读的先生的文章中曾见他多次提到，在中国，左则剥夺自由，右则减少福利。症结就在于，没有宪政，权力不受限，责任不可问。先生提出的“尺蠖效应”实在是形象，没有宪政下的改革，怎么改都不利于百姓，差别只在于，往国库抢还是往权贵私仓里放。
先生对于当世的类似改革都有很犀利的批评，“在我国改革的“放权让利”模式下，往往出现放弃责任易、约束权力难的现象。结果是“放权”变成了“弃责”，甚至在后来的权力部门“创收”风中，发展成一面放弃公共服务责任，一面却利用权力“与民争利”。“放权让利”就这样蜕变为一种“弃责争利”的模式。于是，许多应当摆脱的体制束缚迟迟不能摆脱，而旧体制下本来水平就不算高的公共服务与保障功能，却很快趋于瓦解。加上市场环境中部门权力容易滋长“经济人”心理，本身逐渐成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在不受制约的条件下，“弃责争利”更一发不可收拾。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P172）
“医疗危机乃至公共服务危机的深化与其说源于合作医疗的消失，不如说与这时的分税制‘改革’关系更大。而分税制本身是按中央集权的思路设计的，其‘岁入上收、开支下放’的特点十分明显。当初推动这种改革的理由之一就是上面需要集中财权搞公共福利。可是财权集中后，大城市的公共设施与官员工资倒是上升很快，但县乡村基层财务却日益恶化，这一方面导致基层政权相农民滥施强权，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国家基本放弃了乡村公共服务责任，县以下的医疗、教育系统危机都严重恶化了。”（P172-3）
“这些年来，我国的公共品部门权力应当说并没有什么约束，以公益名义要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费用，包括以国家财政支付形式体现的公共卫生开支也在不断增长。可是在所谓“抓大放小”的方针下，那些大型医院一面成为财政资助的主要享受者，一面又用国有资源在医疗市场上大力“创收”。而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主体的、面向基层的众多小医院和小型卫生机构，却在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口号下陷入困境，乃至被“逼良为娼”。而教育方面的情况更严重，说是要“面向市场”，但实际上教育领域的“阵地”意识仍然森严，民办教育的准入门槛既高又往往不合理。国有学校、尤其是那些国家财政重点扶持的名校却在“产业化”的名义下大收高价“择校生”，甚至实行“一校两制”、“一校两牌”、“校办民校”，大搞高收费的“市场化”教育，在以特许权排除竞争者的背景下，以国有资源为私人与小集团进行无本万利的“创收”。这种把公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设租索贡的权力行使得淋漓尽致的做法，岂止是“基本不成功”，简直就是在开倒车！至于那些把本来就很不规范的国企“产权改革”的一套做法套用到公共服务部门，对学校、医院乃至防疫站“全卖光”的做法，就更不用提了。
显然，这样的现象不能仅仅用“市场化改革过分了”来解释。所谓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的说法，其本意是要减少束缚而不是取消保障，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推卸责任……现代福利国家绝不是以权力不受限为前提的。相反，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导致‘责任退出易，权力退出难’，才是公共服务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P173-4）
秦晖先生反对“文化优劣论”，他认为文化无优劣，因为文化与价值偏好有关，既然有偏好，就要有选择，他认为‘选择什么’是文化问题，‘能否选择’就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了。以“中国人尚贤，西方人尚能”之论为例，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可供比较的平台，也就是说，一边是用选举的办法产生的一个能人，另外一边那个“善人”却是自封的，和大家的偏好并没有什么关系，并不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偏好，他才上了台，那么你就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文化的差异。因为造成两边不同的，并不是两边的人们作出了不同选择，而只是一边可以选择另一边不能选择。”（P213）
先生认为，维系小共同体（以家庭、宗族为单位）的儒家文化，对皇权和国家强权不利，因此，族群社会的瓦解后，“族群组织退场后腾出的中华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公民个人权利与个性自由的社会，更没有形成兼爱非攻、普世平等无差的理想国。相反，杨墨两家都消失了，在秦以后实际上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家设计的专制帝国，集权君主治下的编户齐民社会。”（P185）秦以后，实际上是法家当道，通过编户齐民等措施瓦解了小共同体，迫使人们放弃对小共同体的忠诚而只能忠于大共同体——皇权和极权国家。基于这样的观点，秦晖先生提出以“西儒会融”对抗“法道互补”。
秦晖先生的渊博和贯通，给我上了关于历史和现实丰富而生动的一课。他对于中国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东欧和前苏的不同的变革之路都有很独到的解读。
抄录于此，算作读书笔记。
秦晖 <变革之道>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讲演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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