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儒敏
人有四种出身：地区出身、家庭出身、教育出身、职业出身。你能够通过奋斗改变的只有后两者，但你可以影响并且决定你孩子的前两者。专业是连接教育出身和职业出身的重要纽带，选择什么专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从事什么职业，而从事什么职业也就意味着你会处在什么阶层。
2006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推出了一本惊动全国的新书，在这本名为《下流社会：新社会阶级的出现》的书中，三浦展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下流社会”。当然三浦展笔下所描述的“下流”，并不是中文词汇的习惯思维–指向道德品质，也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而是指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
三浦展这样解释，“在年轻一代人中间，职业生涯的‘终身雇佣制’早已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烟消云散；他们走向个体化，离群独处，无论工作意愿或消费意欲都在急速下降之中。”所以，三浦展提出警告：一种与过去的朝上、往中流进发不同的“下流”社会性格正在蔓延。
根据三浦展的研究，他将这个群体概括为四个特点。首先，热衷于上网，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达80%，宁愿宅在家里上网，也不愿参加社交活动；其次，男性无法从自我主张的路中走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对社会不满；第三，只要就职成功就算胜利，其安全感和满足感也会大大加强；第四，即使是毕业多年的大学生，也基本没有长远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除此之外，三浦展还特别注意到，所学专业和这个群体也有明显的关系，语言、广告、艺术、哲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严重偏低，占到整个下流社会群体的近四成。
什么是好专业？
无独有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也面临相似的情况。
根据研究机构麦可思2011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英语、数学与应用数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哲学、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美术、艺术设计等十个专业被列为就业前景最不被看好的本科专业，予以红牌或黄牌警告，并提醒考生慎重选择。所谓的红牌或黄牌警告是指，该专业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且薪资较低。与此同时，2011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也对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几个专业发布警告，并指出连续三年就业率低于60%，就有可能面临专业彻底被摘牌的危险。
人人都想有份好职业，但好职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好专业。可好专业是什么呢？
30年前，只要考上大学，不管什么专业，都意味着鱼跃龙门从此端上了铁饭碗；20年前，只要选择一个与经济、市场或管理相关的专业，都可以抢占职业先机，从此占山为王；10年前，只要你会写几行代码，或者创意够绝胆子够大，也都还能搭上互联网的末班车；而如今，文学、哲学、美学、数学等曾经叱咤一时的专业，都面临没有学生、隔年招生或停止招生的尴尬困境。
并非学生对这些专业不感兴趣，而是学习之后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谁还会冒死去学。假若你真有强大、坚定、献身的信念，可能面临的困境是：在这个专业上摸爬滚打18年才有资格和公务员喝咖啡。所以下流专业并非仅仅指就业低、待遇差，更指那些职业和阶层上升无门的专业。
人有四种出身，地区出身、家庭出身、教育出身、职业出身。你能够改变的只有后两者，但是你可以影响并且决定你孩子的前两者。
专业是连接教育出身和职业出生的重要纽带，选择什么专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从事什么职业，而从事什么职业也就意味着你所处什么样的阶层。在当下中国，教育和职业依然是完成阶层跃升的最主要方式，所以考取一个怎样的大学，选择一个怎样的专业，直接关系到生活在哪一层。
除了教育和职业外，女人比男人多一个人生跳板，那就是婚姻。所以，观察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什么职业的男人就基本可以判断出，一个专业的前景和它的职业声望。
30年前，女性理想的伴侣是手持一本萨特文集或雪莱诗册的哲学、文学男。他们心忧天下，关心粮食和蔬菜，是匡扶社稷的改革家；20年前，女性理想的伴侣是抛弃公职、勇敢下海，并且懂得市场经济的创业男；10年前，女性理想的伴侣是精通互联网技术、留过洋的海龟男；现如今，这些职业的男人统统都out了，真正受欢迎的还是享受权力垄断福利的公务员。现今大学生，不管是学文学的还是学市场营销的，他们都在想如何才能考上公务员，这样看来，大学最应该开设的是讲述为官之道的专业。
2009年中国社科院全国社会阶层调查课题组发布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科学家”这一职业的声望等级稳位居榜首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职业有明显跌落趋势。而政府、党群组织干部等职业的声望则上升明显。在职业声望衡量指标中，被访者普遍认为职业报酬和职业环境比社会贡献和专业复杂性更重要。
下流专业的三个成因
什么专业工资高？什么专业好就业？什么专业受追捧？而什么专业又遭人摒弃？一部大学专业的生长与消亡史，就是一部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微观史。
专业的消亡，不外乎以下三个因素：就业至上主义、市场至上主义、国情至上主义。
当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时，大学生依然是天之骄子，学生们不管学什么专业，都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在国家“统包统分”、“包当干部”的政策之下，没有人会有就业的焦虑。根据浙江大学哲学系1979级学生赵振江的回忆，“当时班级有27人，毕业分配时有5人到了浙江省社科所，3人留学任教，2人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还有2人到浙江省省委党校，其中还有不少分别回到地方所在的高校或者科研所任职。”
不过这种“铁饭碗”到了1996年前后就逐渐消失了。因为在之后的第二年，中国针对高等教育有了全新的颠覆性的思维，在“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方针指引下，高等教育承担的不仅仅是培养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这种思维也延续在学生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所以经济、国际贸易、市场营销、英语、企业管理、计算机等学科成为热门。
那一年，来自安徽农村的学生董小琳一脸稚气，兴高采烈地报完名后心里却并不舒服。交完1000元学费后，她有些后悔，如果三年前考取师范当一名老师的话，也许家里老父母不用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却愁白了头。更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四年的生活费怎么办？工作又在哪里？
而董小琳的焦虑仅仅是开始。从1998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入疯狂扩招阶段，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70万增长到2011年的675万，而在校大学生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2500万。大学不再是培养关心国家命运与社会发展的独立人才，而仅仅是就业员。就业至上主义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刚一入学就要考虑就业，哪有时间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或许连董小琳当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潜意识里他们已经把上大学当作一项投资，需要考虑投入和产出比。假如选择自己喜欢但就业率很低的专业，就意味着回报的高风险。而人的本性天然就会回避高风险。所以选择一个热门的专业不光是就业率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更小的风险。
对于高校来讲，为市场经济服务是国家方针政策，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是内在要求，所以他们也很热衷于开设热门的新专业。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统计数字显示，1998年全国高校登记在册的本科专业数量是306个，但是到2010年再次统计时发现，光新增专业就达到了300个。这些专业九成以上集中在经济、管理、建筑、工程等领域。而许多规模较小的高校为了吸引考生，采取先斩后奏，先招生后申请专业资格的方式招揽生源。这样一哄而上造成的局面是，到底全国有多少个专业，估计连教育部也不清楚。
然而，经济运行是有周期性的，这样完全跟着市场走，导致有些专业刚开设几年就关闭了。电子商务、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等专业就面临此种困局。市场至上主义导致的结果是，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完全为市场服务，大学也不是引领人类智慧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机构，彻底沦为文凭加工厂。大学干了政府的活儿。
第三个原因是，在引进现代大学制度和专业设置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中国国情，甚至许多专业的基本理论都被“中国特色”。例如，传播学四大先驱施拉姆曾说，媒体有“守望环境”的社会职能，但是引进中国后该功能被中国特色为“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导致的结果是，新闻、法律、历史、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被沦为权力的守望者，而非自由、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下流的大学与下流的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某高校讲演时曾做过一次小调查，问在场的大学生谁还敢对着自己的父母说，“爸妈，你们以后不用工作了，我养你们”。结果400多人的现场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举手。
于建嵘是搞社会问题研究的学者。他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当自己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时，对母亲说的就是这句话。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不仅意味着，于建嵘告别了居无定所、到处漂泊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让一家成为城里人。“工作转正之后他每月可以拿到54.5元，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
改革开放的30年，本质上就是打破各种约束和垄断，给每一阶层的人在追求财富和身份上提供可能。而正是这种对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才形成今日的上行中国。不过当改革渐入深水区后，先富并没有心思来带动后富，上流阶层并没有形成上流的市民社会，而是变成了权力阶层。他们不去革新技术、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争当公共领袖、为平民争取权益，而仅仅是把“上流社会”习惯地穿在身上、顶在头上。
目前的中国就像爬楼比赛，先上楼的人撤掉了梯子，后来者发现即使再努力有些楼层你也是怕不上去的。现在的大学生即使工作了也多成为蚁族、房奴，蜗居、挣扎在城市边缘。身体和心理上并不能主动融入城市，担当现代市民。
2011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有一个很有争议的男嘉宾，这位哈佛大学高材生问“当有500万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这些貌美的女大学生几乎都回答，买房、旅行、帮父母买东西。这样的回答让他很挫败。他怀着沮丧和悲愤的心情说，“500万只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说当你拥有很多资源或者很强能力时，你会做什么。当然不是存款，而是帮助更多的人。因为能力越大也就意味着责任越大。”
市场化、官僚化和平庸化毁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大学和大学生，更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石。“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也必定会让中国社会在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北大教授温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