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就在我们进入96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作者: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选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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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北戴河安排非常时期林立衡的安全问题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经过这次会议,林彪在党内的位置上升为第二位,这就涉及到对林彪的警卫规格问题。林彪的警卫工作,原先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应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为明确林彪处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派有关负责干部去同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商办,听听她的意见。
叶群认为,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时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警卫工作应由中央、军委两个警卫部门分管比较合适。最终,叶群就此报告了林彪,林处的警卫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1971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队除北戴河原有的守卫部队外,又从北京调去部分随卫部队,由姜作寿大队长带队,并派张宏副团长到北戴河主管这件事。
从“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得知,最初林立衡并未随同林彪到北戴河,一直照常住在北京。直到1971年9月6日,叶群打电话给林立衡,要她同正在谈恋爱的张清林以及为林立果选的美女张某马上到北戴河来,说要他们陪首长(指林彪)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前回北京。
9月7日11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某,还有空军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杨森处长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
刚住下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拉到57号楼他的住地密谈。林立衡由此心情紧张,坐立不安。9月12日下午,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林彪贴身警卫李文普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靠近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李文普感到突然,不相信。他对林立衡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能行吗?”林立衡见李文普这个样子,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接着,林立衡又找到从总政治部调来在林彪处工作、挂名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讲这件事。刘吉纯又同林彪秘书宋德金商量怎么办。宋德金回忆说:刘吉纯把我拉到偏僻处,悄悄地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我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动向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据李文普回忆:9月12日下午,我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办女儿参军当护士的事回到住地时,96号楼的气氛就比较紧张,几个人问我到哪里去了,并称我们认为有人把你害了呢!就在这时,林立衡又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一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我心中没有底,还是问她有什么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这事不好办。
12日晚饭前,林彪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礼,要李文普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接着说:“那好么,祝贺你们订婚啦!”
12日晚饭后,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正在林彪房里密谈,林立衡便去房门口偷听,里边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楚。林立衡叫照顾林彪内勤的张恒昌、陈占照再到林彪门外细听。张恒昌回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她要李文普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处长。穿过小树林,到了58号楼警卫部队值班室向张宏副团长报告。
林立衡气喘吁吁地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今晚已调来了首长的专机‘256号’。”
张宏立刻将此情况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张耀祠,报告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总理。由此,揭开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的序幕。
9月14日下午5点多钟,我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他要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他跟我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当晚,我就乘火车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我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林立衡住在56号楼,离我不远。住下来以后,我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大队长。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照常。就这样,又在北戴河住了10天左右。
大约在9月27日,我接到汪东兴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住一段时间。我立即和姜作寿大队长研究回京路上一系列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研究决定。火车要用一节公务车。沿途要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站上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进入公务车;在北京站下车时,汽车也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离开公务车。在姜作寿大队长带领下,配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张清林乘防弹保险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
9月28日,我同林立衡等离开北戴河,一路按警戒方案执行,林立衡也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晚饭前,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一路顺畅。林立衡与张清林分别住进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设备一应俱全,在小餐厅吃饭。
住下以后,我在电话里向汪东兴同志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他叫我同林立衡谈谈。我说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他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我跟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钊副局长。过了两个多月,李钊副局长告诉我,他遵照指示,把林立衡、张清林护送到北京卫戍区一下属单位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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