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
江青与毛泽东
本文摘自《中国外交隐秘故事：外交风云亲历记》，张颖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1
1972年，原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受邀到我国访问。1972年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维特克。8月25日，江青又在广州接见了维特克，当晚9点，江青宴请了维特克，席间，江青向维特克披露了许多她个人的私生活，以下便是当事人张颖对两人当时的部分谈话实录。
“我几乎被流氓给骗了”
江青：“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吃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到越秀山去看看，我现在不能去了，否则成了展览品了。我在这儿必须保密，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保密，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
维特克：“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
江青：“对，我应好好休息。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怕落后。我应有责任，我在这里同你谈话，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维特克：“我相信。”
江青：“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不是这样的。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各种问题，经济、政治、文艺等等，我们从来不枯燥。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也很会打乒乓球。”
维特克：“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
维特克：“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欺侮我。”
维特克：“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有一次我弄了点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
“贺子珍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
江青：“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维特克：“我知道那是假的。”
江青：“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你书里不要写这些。”
维特克说：“不写。这和革命没有关系。”
江青：“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她，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她还活着。她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杨开慧被杀害时，毛主席还有一个妹妹也同时被杀害了，是不是？”
江青：“我不清楚。总之，他有一妹妹也牺牲了，不是亲妹妹，是堂妹，叫毛泽健。有个展览，看了就知道她是怎么牺牲的，你也可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维特克：“我愿去。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随我的姓。”
维特克：“谁把她带大的？”
江青：“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
“我男朋友可多了”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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