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曾打算建设更多的保障性住房。这是该市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
在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该市为了帮助薄熙来获得中国政府的高层职位努力追求经济增长，而在这一过程中也积累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债务。
《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国评级公司报告发现，重庆市用来助推经济增长的10大融资平台积累了超过3,460亿元人民币（约合540亿美元）的负债。这是重庆市在重组银行资本结构、修建公路、桥梁和其他项目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这些活动提振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帮助吸引了寻求切入中国蓬勃兴旺的内陆市场的国际公司。2007年薄熙来当上重庆市委书记时，这些平台的总负债为1,620亿元。
分析人士说，这些债务可能只是重庆负债的一部分，因为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还各自有自己的负债。而且这些数字没有包括某些小型融资平台的债务。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不夸张地说，重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开发商在2011年年底的负债一共有1万亿元。这个数字是史宗瀚根据他自己对重庆融资平台记录的研究估算出来的，如果准确，那么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务就相当于区内生产总值(GDP)的100%，远高于全国22%（据国家审计署数据）的水平。
素有“雾都”之称的重庆横跨长江和嘉陵江，它并不是中国唯一一座通过背上沉重债务来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城市。
但重庆的情况也反映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面临的艰难抉择。很多分析人士，甚至中国的一部分领导人都警告说，过去政府依靠大规模投入提振增长的做法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失衡的危险，并容易导致腐败。中国正在想办法提高国内消费，以降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重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管窥中国其它地区潜在问题的机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政府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类似重庆那样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操作上变得更为激进，这导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据估计达到10.7万亿元。其中大多数债务由土地担保。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如果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其中很多债务可能会出现问题。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国法律禁止大部分地方的政府直接举债。
薄熙来在2007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重庆各家银行的贷款量激增。中国数据提供商CEIC称，和2007年初相比，2010年末重庆各家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超过1万亿元。
地方融资平台的数据并不表明重庆已经接近资不抵债，就像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融资平台的资产要比负债大得多。但分析同时表明，融资平台的大多数负债是由土地担保的，如果楼市陷入低迷，这将令重庆容易受到冲击。
薄熙来今年3月下台暴露出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混乱，他在重庆的过往工作眼下正受到仔细审查。重庆大量的政府支出和蓬勃发展的经济令薄熙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也令他有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的中国领导层换届中升至共产党内的更高职位。
薄熙来现在因被控违反党内纪律受到调查。他的妻子则因与英籍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去年死亡一案有关联而受到调查。
数据表明，重庆的大笔支出也带来了某些好处。2011年，这座人口达2,920万的大城市实现了16.5%的经济增长，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七个百分点以上。有时也被称为中国芝加哥的重庆以其发达的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以及廉价的劳动力而闻名。
一位欧洲企业负责人说，重庆惟一一次停电发生在他们着手炸平山顶、以便为工业发展腾出更多土地的时候。从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到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许多外资企业都在重庆建立了大型生产设施。福特已经将重庆变为其在美国密歇根州以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鸿海精密则为苹果公司(Apple Inc.)生产iPhone和iPad。
重庆公共投资数额庞大。从2004年到2010年，该市共修建了5.2万英里（约8.4万公里）的公路，总里程达到原来的三倍多。前述欧洲企业负责人说， 2006年我第一次来重庆时，从机场到我们的工厂花了两个小时，现在我们4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政府智库重庆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师王秀模说，重庆市新的领导层可能会对这些融资平台展开调查以确定其财务状况。他说，可能存在的问题当中，依赖土地作为收入来源差不多是最大的问题。
王秀模说，我猜这些融资平台的运作方式会有一些调整。按照他的预计，过度依赖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会有所减缓。
《华尔街日报》上周报道，薄熙来3月份被免职之后不久，重庆官员就开始对公共支出项目展开调查。
重庆融资平台对该市保障房项目也有大量投资。重庆计划建造4,000万平方米的保障房，冲在中国解决住房难问题的整个行动的最前沿。当地官员曾估计，计划中的1,000亿元投资当中，有七成将来自银行贷款和融资平台的债券销售收入。
尽管看起来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像是回到了中国较早前的一个发展阶段，重庆却也在试验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模式。
重庆正在尝试农民产权的创新，并允许农民工加入城市养老、教育和医疗体系。分析人士说，这些试验如果成功，则有可能促成中国经济向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因为创造条件让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共享城市生活的繁荣，是提高收入的最可靠办法。
在重庆，社会政策创新和以债务推动的经济增长一样，都与薄熙来密不可分。这些创新能否在薄熙来退出之后继续存在仍然有待观察。
Tom Orlik / Lingling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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