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一年（下）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
5
七月底到了，团里有件公事叫我到东北去办，完成后就休了今年的假。这有点照顾，也很实际，减少了派专人去和一些花费。
我回到北京，听母亲说，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几天叶群回来看病，父亲和母亲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随同一起到毛家湾去。父亲刚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后，说他工作忙就告辞了。
母亲和叶群贴近了说着话，我听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队一个医生，叶群想叫母亲问一问他的学问。
一 会儿，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所长。后来外边传说“招驸马”“选美”如何、如何，那是 在瞎说，因为他没有“美男子”的风度，完全是一个给人以信赖感的敦厚和内秀。作为医生，母亲非常重视实际经验，问他一些医学上的事，他的回答让叶群和我母 亲很满意。
豆豆他们走了之后，母亲说已经托人从湖南买了两床湘乡被面，还想为两位新人作几套衣服。当叶群得知被面每床要三十多元，比一般的缎子被面要贵，说一定要照市价付钱，还说结婚时豆豆他们就穿军装吧，最多作两件衬衣，婚事一定要节检。
临行前，叶群像往常一样问问我部队里的事。我说，我们那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工资定级是二十三级，而过去是二十二级，大家有想法。叶群“嗯”了一声，说应当按大学生定级，知识分子政策还是要执行。
我8月初到东北办事，然后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返回部队路过广州时住了两天，9月10日归队。
在广州那几天我听说军区有个重要的传达，很神秘。我到军区的珠江宾馆看望来这里检查工作的总参装备部一位首长，他说他们都不知道军区在传达什么。
临 回部队前，我把母亲托我带给军区首长的一些北方的水果分别送去。在军区政委任思忠那里，他和我谈了一会儿，说部队反映你锻炼的不错，想让你向政治工作干部 上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离开连队，如果调到机关，最好作干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说干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羡慕。但你父亲要求你学真本事，你们师 决定你调到三七二团政治处当宣传股副股长。你当连队指导员前当过宣传干事，写的文章有的在《战士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有些基础。三七二团是四十二 军里政治工作很优秀的，他们编写的连队思想工作《六十个怎么办？》，受到林总的高度评价，你到了那里，要从这些基层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多学习。
我到了三七二团报到，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问我，说到我们军的老政委（任思忠）对这个团政治处一直非常关心。我说他在我临来前还交代，要团里抓好《六十个怎么办？》，发扬政治工作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
我捎来的这个话，被师团当成了军区首长“指示”，立即布置贯彻执行。我刚到新的单位人们就知道了我的背景，这令我很不安，感到害臊，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6
1971 年国庆节要来了，我二十天没有收到家信，有点奇怪。以前我到了部队后立即报个平安，我母亲会很快回信，之后每半个月来往一次写信，联系不断。好在报纸画报 中常有中央领导活动的消息，时常可以看到我父亲的相片，因此我非常留心。那年9月中旬后十几天里突然没有了这样的消息，直到25日报纸上才有“李先念副总 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的新闻，配发了周恩来、叶剑英和我父亲送李先念时在飞机前的合影。
我想，国庆节各大报刊会发领导人参加庆祝活动的消息，但是没有想到，北京没有举行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对此，部队里提前传达了通知，说是为了战备。
1971 年国庆节假日刚过，团政委突然让我去，不是通常那样让通讯员来喊，而是保卫股长“随便”来叫。政委严肃地说，上级决定送你到广州学习。我说回去准备一下， 他说不必了，这就走。保卫股长带着两名连里抽上来的干部已站在我身后，用眼神示意我不许再问，带我上了门口停的一辆吉普车。他们让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 人夹着我。我们到了广州，在军区附近的中山二路一个院子的楼里住下了，大门口站着双岗，楼门口有内岗，是特别加强的警戒。还有人押进来，他们是黄永胜的两 个儿子，还有几个穿空军衣服的年轻人。
一会儿，一名干部来向我们宣读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向全国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内容只有一句话：“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宗派话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停职反省，彻底交待。”
听到这儿，我的头轰了一下，感到全身发热……我难以置信，我9月7日离开家，才几天就发生“九一三”，一点迹象也没有呀！
从此，每天开始了“学习”，说是对“林陈反党集团”揭发批判，不知为何成了对我们的批斗，要交待所知道的阴谋。我刚好八九月份在北京，办案人员穷追不舍地逼我作揭发。我把所能记得的都说了，但他们不满意，不时说出一些凶恶的话，似乎我是“同党”，将要受到严惩。
我 实在没有可交待的事，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整夜难以入睡。在我的要求之下，医生每晚给几粒安眠药。他对管学习班的人说，这样不睡觉，几天后他身体就垮了，不 能“学习”了，这才得到同意。每天只给我了两粒，我说不够，又加了两粒，我假装服下，暗中积攒成堆，我想，与其这样无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且余生，还不如 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几天之后终于积到二十多粒了，我在吞下药之前的一瞬，回顾还留在世上什么憾事，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文件不是说 “停职反省”还称“同志”吗，万一爸妈活着出来了，知道了我已死去，该多么难过！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要活下去！
10月中旬一 天，说是中央首长要找我们谈话。上路时我看到走廊宣传栏里报纸上的标题：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广州。我们被解送到珠江宾馆的大餐 厅，是最先到的。一会儿，军区首长的夫人和机关师以上干部入场了，夫人们多与我很熟悉，现在要么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要么怒视，好像要划清界限一样。只 有父亲的老战友杨梅生副司令员的夫人刘坚走过我身边时小声说了句，“要懂事，小心爱护自己！”这位红军出身的老阿姨的话令我眼睛发湿，我忍住了要流下的 泪，怕别人看到。
军区首长陪着李先念来到了会场，他讲话第一句就是，“总理原来要来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来谈谈。”
李先 念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对我们“不许歧视，要一视同仁”的指示后，自己说起来了，好像对“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说到，“邱会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车后背厢 里放了支冲锋枪，想要谋害……”一刹那，认识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我臊得恨不得有个洞钻到地底下去。这个刺激让我长久难忘，十年后我见到父亲问了。他 并不介意，说会有那个事儿吗？先念和我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密切，他要划清界线，才说那个“官话”。“二月逆流”，他是从中最早解脱的，也是对别人说了狠话。
那 天会后，学习班宣布，“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本次学习结束。你们都回原单位原来的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队。团政委说，他们已经学 习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说罢，他把两封拆开已看得破旧的信给了我，是9月24日我母亲和哥哥写给我的，过去我收到家信最多五天，这次被扣下 了一个月。哥哥在信中用暗语写了“树林起火，祸及他人……”母亲叫我“想得开，千万不要走绝路”。信是他们被监管前抓紧写的，幻想我能收到，但“落了 网”。当时我以为再见不到他们了，把这两封信当了永别的念物，至今还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处，同事们没有明显歧视，但我走到那儿，都有人 指指点点。我向团里提出来到团里的农场去工作，那怕是天天劳动也行。几天后政治处主任对我说，意见已反映上去了，上级不同意，说那样就违反了周总理的指 示。你感到工作为难，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愿意参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说想参加宣传教育，因为这样我可以阅读到更多的文件，我要把 它们偷偷地抄下来，以后一定有用。
很快，轰轰烈烈地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开始了。广州军区揭发的一个重点是“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地点没明 说，但暗指是南湖。我们部队是那里的建设者，发言时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却在议论，说那不是给伟大领袖修的吗？一个干部正在说着，政委目光射过去，大喝道， 谁敢这么说！管好你的臭嘴！！那个干部小声嘟囔，人家又没说假话……
1971年的年底近了，天气变凉。广东的冬天并不严寒，可是我突然感到很怕冷。我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许离开营区外出，只是工作还“正常”，但我知道，今后一定有苦日子难熬。我开始天天洗冷水澡，经常跑步锻炼，对寒冷逐渐适应了。
——作于2005年
作者简介
程光，又名邱承光，邱会作之子，1946年生，江西兴国人。
1965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锻炼、工作，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 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 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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