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 亚洲人容易从众？

身家性命系于国家。在很多情形下，这不是夸张。但我们对“国家”这个词可能并不真正理解。若用英文词，我会用nation这个词，而不是state，也不是nationanlity，更不是country。确切地翻译nation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生用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其他翻译总显勉强。民间竟没有一个合适词汇表达这个意思，也可见我们的文化特性。这是一种迂腐的较劲，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更让人纠结的是，在国家之下，有着人群之分；人群之间有利益冲突。人们常说要在某某事情上达成共识，其实很困难。于是，人们用多种方式解决纷争。历史上有集权的方式，也有少数服从多数方式。后一种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很复杂形态，我们还不真正熟悉。

这几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单由经济学家不能说清楚，特别是由宏观经济学说不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流行，已经印行10版以上，作者是S.E.Taylor等人，翻译者是谢晓非等学者。读这本书，特别是书中关于“从众”等行为的讨论，觉得当今很多公共事件要好理解一些。

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作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的本来可能有的正确判断，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而爱斯基摩人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一些；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有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社会高层目前的意图发展，也许再有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中产阶级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但从这几年的观察看，事情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级就难崛起；地方政府要以低地价乃至“负地价”吸引工业项目，忙着赶农民在距家乡较远的异地小区上楼居住，却不肯把脱离农业的农村人口在他们就近生活的大中城市安顿下来，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还是解决不了人口候鸟式流动问题；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不断被占用，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提升，未来粮食国内市场自求平衡前景堪忧；东部发展势不可当，边疆地区投资杯水车薪，边疆居民（常被称为少数民族）完全融入国家工商业体系的时间表继续退后，中华民族高度认同的坚实基础难以奠定，等等，一应深刻问题令人忧虑。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有了从众心理的作用，就会产生一个“伪多数”。这个多数群体是摇摆不定的，很容易受真正强有力的少数力量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作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能对社会进步作出显著贡献的是有清醒自觉意识的少数派力量，而不是代表个别利益集团的寡头势力。只有前一种力量才会把全社会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扭转过来。

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军人打天下所留下的社会结构。军人治国的特点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在基层社会的某些方面引入了“民主”原则。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集权用到了私人领域，会有低效率；民主用到私人领域，也会是可怕的混乱。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认真地扩大只受公权保护、不受公权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给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充分的自由。这种理念先要树立起来，至于改革行动中要把握的公权和私权之间微妙差别，相信难不倒中国人的智慧。

（此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近期本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