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媒体 | 我为何离开香港数码广播电台？

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香港, 香港数码广播电台, 编辑自主, 郑经翰, 民粹主义, 陈景辉

文：陈景辉

明报编按：自去年6月， 香港数码广播电台邀请了一班80后青年开咪， 引起媒体关注。早前，传媒报道核心主持和节目监制双双辞职， 有说大班两度phone-in干预编辑自主、主持手法不够激烈，也有所谓风格上的未能磨合。到底是因为不同世代对公共广播理解迥异，还是另有原因，网上各讨论区都有不同版本。本版邀请了当事人陈景辉交代来龙去脉。

（※郑经翰，人称“郑大班”，现任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主席，曾担任电台主播，主持政论节目《风波里的茶杯》，亦曾任出版公司创办人。）

因为一次与泛民主派议员的电话访问，我决定离开香港数码广播电台。

事缘郑大班在本人主持的节目《80后，今晚起义》中的两通电话。4 月20日晚上的节目中，身兼听众、编辑兼老板的郑大班两度来电，批评

我们一众主持人没有炮轰之前电话访问中的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嫌我们“咁温驯、好似建制派、不够火气、要激啲”！

坦白说，我是受宠若惊的，然而事前并无打算要与大班在节目中公开讨论节目的风格问题，那晚节目的原初设定和思路铺排因此都给打乱。

大班说意气话之后

事件过后，我和监制蔡嘉仪决定请辞，理由有二。一来，监制和作为核心主持人的我，未能好好把关，坚拒不接大班来电，坚持编辑自主。那晚我们第二次接到大班的来电，我们拒绝在话题已转的情况下再次接入，身为老板的他愤然说道“若不接入，我便立刻停止这个节目”；我深信这只是他火遮眼说的意气话，但无论如何，这番话不能接受，我相信这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的最基本的底线。

二来，在这般情况之下，我们再无法完整呈现自己所相信的节目声音和风格，因此唯有离开。

与其说大班是我老板，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我相当敬重的主持人。出于赏识，他曾经说我这个“电台素人”可以成为“青年大班”。但半年来，晚晚开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除了发现自己没有成为“青年大班”的能耐之余，我更希望走的是另一条路。在今天香港的言论环境中，主流媒体要不是已被河蟹，就是以持平之名实行河蟹，例如吴志森的被封咪。事实上， 从“CCTVB”的衰败到亚视一天重播节目四次的“广播奇观”，已使新一代对主流媒体已不抱期望。然而，网络媒体又不见得是出路。那里充斥“闹爆”的达人，不断鼓吹一种庸俗的敌对性，并与个别激进民主派系的利益直接挂钩，违背言论自由精神。

结果，主流显得死气沉沉，而网络则是草木皆兵。然而，这是一次好经历。我们因“没有炮轰何秀兰”而被炮轰，足可说明香港媒体之病入膏肓，但也再次验证了，我在数码港难产了的媒体路线多么具有时代的迫切性。

于这一愈来愈激的政治化香港，许多人仿佛失聪，立场先行，分析次之。泛民在“网络23 条”（《2011 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一役引发的骂战是完美示范。

何秀兰言谈被扭曲之后

当晚节目，何议员已公开表明，在二读、三读的程序中，她会就整个“条例草案”投下反对票，但在局部的修订上，那些好的条文，她则会投支持票（譬如提高刑责门槛的部分），以缓减“条例草案”一旦通过后的杀伤力。但许多人还是听不明白，一听见她支持“局部修订”，就以为是支持整个“条例草案”。更糟的是，连电视台记者也搞不清楚。在4 月26 日的电视新闻中，记者简单地将她报道成“支持政府修订”，网民立即声讨，弄得何议员又要急急公开澄清。

另一方面，大家在批评泛民时没有分辨中间的大不同，如陈淑庄、汤家骅和何秀兰已经是三个不同的取态，这方面我不赘了。

那大班为何要我炮轰她呢？他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反对就得彻底反对。

但我判断这只是民主运动的战略问题，私下来说，我跟大班立场完全没有两样；然而在一个公共平台上，我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容纳社会中最广泛的进步力量，让听众有能力分辨他们时而重迭、时而分歧的声音。从踏入数码港的第一天起，我给自己订下的目标根本不是“激”，而是像搞“反高铁运动”一样，连结任何可以连结起来的进步力量。我相信，真正的激进并非不断四面树敌，而是壮大公民社会本身。我要闹爆的是真敌人，而非稻草人。

如果今次有所谓干预，那原因并非我们不够“激”，更非什么水平问题，而是在激进派的媒体想象里头，穷得只剩下“闹爆”，根本不存在重构公民社会的议程。在直播室，主播就是王，可以凌驾社会，这种名嘴逻辑又暗合了网台的闹爆生态。

遇上民粹主义

我想谈谈自己。

记得10年前，前辈嘱咐我们谨记，公共评论最重要的是极大化对手论点中的强处，而非找个最廉价的破绽放大。上大学的理论课时，教授也常常提醒得“向敌人学习”，不准思想懒惰，于稻草人前耀武扬威。从前以为，这只是做学问者的个人修养。但今时今日，我更觉得那是公共生活的伦理。

一来，在捕风捉影之下，我们放走了真正敌人。其次，如果公共对话只剩下“闹爆”，那么，社会合作，以及从对话中孕育最佳答案的公共媒体哲学ABC，又如何谈起呢？今时今日，由文化界而政坛而社运圈而学院，都背上了骂名。学者被称作云端上的学者，左翼被称作左胶，泛民被称作饭民，意见不同是投共，讲道德是乡愿（德之贼），不一而足，一街都是敌人。

正在此处，我们遭遇到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附带着强烈的反精英心理。煽动者“直接”鼓动人民，乐此不疲地贬斥他们口中腐败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精英阶层，最后结论是，旧有力量不再“反映”人民利益，没有回应他们的焦虑和恐惧。但民粹和“民主”有重要的分别，因为后者预设了的较为复杂的公共生活想象，例如公民之间的平等尊重、互相制衡、公共审议的理性，以及最为重要的：既冲突又合作的共同生活预备。今日香港之所以烽烟处处，声声闹爆，烧着的未必是敌人，更可能是你我的公民社会。

最后，虽然我和大班有路线分歧，而我不是他心目中“闹爆型”的主持人，也帮不了DBC，辜负前辈的培育和期许；然而，大班仍是我敬重的主持人，仗义执言，只是我们的风格有所不同罢了。之后，我将于网上重启评论节目，一个没有老板存在的评论节目。多谢郑大班的提携和赏识、感激听众们的支持和鼓励，江湖再见！

（刊于2012年4月30日《明报》副刊，明报编辑标题：《原来我不是青年大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