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冷风景》精要辑义
作者寄语：为了方便读者进入此著阅读，特以此精要辑义，权作导读。
环顾诸多民族，大都沐浴在神话里度过童年；惟有华夏民族，会掉进由姬家和孔丘编织的谎言。有如一个历史的黑洞，历时数千年。谎言开始破败之际，人们竞相以欺骗，谋生。骗局穿帮，灰头土脸。牛皮有效，趾高气扬。浑不知哗啦啦似大厦倾，偏要嚷嚷，崛起。敢问上苍，将彼引领出地狱，需要多少个地藏菩萨？
华夏文化的两大源头是河图洛书，《山海经》神话。先人智慧有限，相当八卦地从河图洛书里归结出易经八卦。高维的宇宙方程变成低维的天地模式。及至姬昌演易，将那个高维方程关进一个封闭结构。八八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所言并非天机，而是姬昌的心理独白。周公建制、孔丘说礼、韩非权谋，皆源自姬昌演易。
《山海经》神话里的人物形象，是华夏初民的写照，也是中国人的原型刻画。以前只知道文明的进化，不懂文化会衰落，更不懂文化衰落的首要标记，便是人的退化。从元气充沛的初民气象到阴沉怯懦的卑琐人格，数千年的演变，中国人掉进心机权谋外加等级观念的人文黑洞。所谓文艺复兴，便是如何从黑洞里走出。
《洪范九畴》第七畴“稽疑”所示的表决方式，恐怕就是华夏初民的原始民主程序。王者、卜筮，卿士，庶民共同投票。王者之票与庶民等量齐观，举足轻重的是卜筮卜占的天意。此乃所谓的尧舜禅让时代。后来集权，天意被王者以天子的名义所褫夺。禅让式的民主，取决于人的自觉，与雅典的民主基于制度，有别。
天子称谓，始于有周。《诗经·大雅·江汉》：“明明天子，令闻不已。”司马迁不懂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因此会在《史记·五帝本纪》里写道：“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尧舜时代，没有天子一说，也没有天子的观念。王者与天意无关，不过庶民领袖而已。司马迁以汉儒的头脑，误读了尧舜。
因为孔儒的渲染，世人只知歌颂大禹治水的业绩，忽视了伯禹传位给儿子伯启、从而开启世袭制王朝之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颂扬伯启的反求诸己成语，显然不包括伯启之于世袭代替禅让的反省，更不包括伯启之于父传子承的疑惑。华夏初民的原始民主政治中的人治因素，就此开始发酵。
伯禹奠定世袭制时肯定没想到，还有比他走得更远的。成汤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成为打天下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开了抹黑前朝的先例。用暴力手段攫取天下，前提必须是被灭掉的王朝如何黑暗。于是就有了夏桀和商纣的故事。这两个恶人的产生，首先是逻辑的需要，其次才是文人墨客的努力，汉儒居功至伟。
姬氏家族人才辈出。先有避居吴地的泰伯，后有亶公钟爱的姬昌。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自此被改写成姬昌定乾坤。后天八卦有如一只无形的笼子，将华夏民族关入；长达数千年，未见解脱。以暴力一统天下，姬昌远胜成汤。汤商权力散漫，邦国林立。姬昌设定周制，等级森严，高度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武王姬发，打下朝歌，完成父命；却又疑惑于是否要建立周制。于是请教箕子，得到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洪范九畴》。紧接着，武王就突然驾崩了。四弟姬旦，号称周公者，摄政继位，一改二哥姬发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不立周制的政治路线。旦大兴兵戈，镇压殷民，弑兄逐弟，颁布诰令，血腥建制。
八百年周室。周公姬旦于确立中央集权之际，以尊尊亲亲的伦理观念，开创中国历史上的王道传统。该传统与后来嬴政作俑的霸道，合成一个历史的封闭空间。在理论上叫儒法一家，在历史上则是以儒治人，以术谋国。天下以术谋之，百姓以儒治之。儒家是驯服民众的道德家；法家是谋取天下的权术家。
夏商两个亡国之君的罪名值得玩味。夏桀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尚书·汤誓》。意即对民对国不尽责。商纣是“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尚书·牧誓》意即采纳女人之言。夏桀之罪的莫须有在于，可以套用于任何一个君王。责纣之罪涉嫌干涉他国内政，殷商不避女子参政，周室男尊女卑，严禁女子参政。
至于褒姒和妲己的故事，系后人编造，按照女人是祸水的道德观念。汉儒伪造《尚书》篇什，比如《泰誓》；商纣被增添了“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的罪名，且以汉赋语式表述为“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史记》也同样编造，商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只是不需要成汤、周公动笔。
中国历史如何沉沦（或者说如何进步）的三部曲：先是伯禹擅改禅让为世袭，再是成汤开启武装夺取政权传统，最后姬家发动一场有预谋、有话语、有制度的暴力革命。周室取代殷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所以王国维会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
孔丘出生，正值中国历史最辉煌之际。周室式微，诸侯崛起。齐桓管仲，意气风发，尊王攘夷，开拓新局。相比之下，鲁国破落户孔丘，了无治国之能，更无创业本事。看上去位卑忧国，其实是嫉妒他人功业。不敢非议人君，以梦见周公微词齐桓，籍口越礼非议管仲。一部春秋以礼为纲，扼杀历史真相。
孔丘的教育方式，是老于世故地调教或愚弄学生。孔丘的心机权谋，集中体现于娴熟的御生术。孔丘建立的师生关系有如君臣，乃三纲之外第四纲，师为生纲。鼓励忠心耿耿的平庸，颜回成为榜样，并且还是千年不变的好学生样板。贬斥刚直不阿，子路时遭讥讽。后人以此为鉴，竞相世故圆滑。
孔儒为何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当中始终有市场，是因为由周公建立、由孔丘阐发的等级制度、等级社会、等级观念，至今不变。惟有从制度到观念，全都回归到人人生而平等，孔儒意识形态才会烟消云散，长达数千年的周－孔伪型文化（借用斯宾格勒术语）才会如泥墙一般剥落，成为历史尘埃。
孔丘有没有见过老子？老子对孔丘说过些什么？都只是传说，并无确切史料可证。可以肯定的只是，老子当时是周室史官，孔丘不过鲁国一介破落户。孔丘跑到周都洛邑（今洛阳）去见老子，犹如湖南师范生毛润芝跑到北大见胡适。周室史官老子批判周制，殷商遗民孔丘却从周。两者境界，高下立判。
中国文化的初始状态，是无言的。无言既是境界，也是特征。常识一说便俗，智慧毋须炫耀。此乃道可道、非常道涵义所在。老子打破沉默，混沌被迫开窍。实在是迫不得已。上古先哲，高度警惕语言的撒谎本性。这在西方，直到两千多年后，才为维特根斯坦意识到：在语言无以表述之处，只能沉默。
姬昌聪明得极其世俗。老子思想是高维的、形而上的，姬昌演易是低维的、形而下的。姬昌在谋划如何以武力一统天下的同时，试图以有言替代无言。姬昌之于命运的窥探，是下意识的心理独白。宇宙万象，天地人间，是全息的。占卦、纸牌，水晶球，催眠，都可偷窥，小道而已，岂能当作文化宝典？
卜占虽在初民政治中做过参考，然智者并不真当回事。即便姬昌演易，也不无于囚禁之地排遣无聊之意。后世孔丘，世故精深，慧根低浅。孔儒《十翼》，转易学为道学。千年易学，尚华夏文化奇耻大辱，更遑论孔儒道学；实乃愚民汤药，专造文化智障，道德白痴。及至朱熹《周易本义》，妄人臆说。
老子《道德经》里的政治思想，是对周公建制的犀利批判。无为而治，相对于周公的有为建制；小国寡民，相对于周公所建的中央集权。对照孔丘的满口仁义，老子指出：大道废，有仁义。对照孔丘的宣讲忠孝，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思想乃周孔话语的一面镜子。
齐国先后有两位桓公，春秋小白，战国田午。田午创立稷下学宫，乃历史文化大手笔。百家荟萃，名流如云。其中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者，皆其时响当当的文化大家。古希腊的雅典学院，系后人根据历史人物所画。先泰稷下学派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文图景，竟被《史记》尽数略过！
淳于髡、田骈、慎到等稷下诸子，各有著述。可惜全被秦火付之一炬。再加上司马迁的刻意删略，仅以书目存于班固《艺文志》。管仲的政治思想当由稷下诸子总结、发挥。刘向所编《管子》，可窥一斑。然其诸多论述，却有如杨朱著说，石沉大海。嬴政焚书实在可恶，司氏《史记》笔杀诸子，庶几同罪。
庄子处世淡泊，为士好辩。行文鲲鲲鹏展翅，齐物养生，意境壮阔。该子恃才傲物，蔑视功名，影响其追随者，假托庄周，调侃孔丘。天上飞行者，固然迥异于地上爬行者。老子非周讥孔，不着一字，无相功夫。及至庄周一派，直言相讥。老子高远，却为韩非劫持，又被道家俗化。庄子不避世俗，后人反而难捕。
孟轲智弱，却无孔丘般世故，因此滋生恻隐之心，倡民本思想。孟轲蔑视权贵，在君王面前了无孔丘委琐模样，昂首挺胸，滔滔不绝。然孟轲言辞霸道，以禽兽之喻诋毁杨、墨。孟轲阳刚性格，无意间造就后世儒子的刚直人格，有时间杂固执迂腐；前有汉儒陈蕃、杜密的骨鲠，后有宋儒怀抱小皇帝投江的夸张。
杨朱贵己，首立个体价值。不仅对比中国思想史，即使参照西方，也可说超前。西方思想界直到二十世纪，才有俄裔美籍作家爱因·兰德，力倡个人主义。先秦之所以产生杨朱思想，与管仲政治的民富国强之于诸子的影响有关。当时孔儒传承虽然不断，但占据文化主流者，却是管仲以及稷下学派。
墨子兼爱非攻，气度高贵，乃天然平民领袖。墨家影响广泛，组织严密。倘若墨子也像耶稣一样，遭到迫害，中国历史或为墨教覆盖。然墨子所处先秦，恰值思想、言论、信仰空前自由之时代。及至嬴政出世，墨家已然式微。墨家一派，留给华夏民族的最终遗产，乃是徜徉民间、绵绵不断的侠义精神。
公孙龙名辩哲学，不仅为庸常的荀况望尘莫及，即便庄子一派也难领略。白马非马命题，其思辨性、学术性的纯粹度，空前绝后。公孙龙之于语言、逻辑、名实等等的探究，在西方都要到两千多年后，才由索绪尔以能指、所指的概念加以阐明。遗憾的是，公孙龙无法以象形文字抵达拼音文字擅长的逻辑性。
荀况资质平平，思维刻板；既无孔丘圆滑，亦无孟轲刚直。儒家至荀，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其民本倾向变成君本主义。荀况崇拜君权，隆礼重法，融合孔儒君君臣臣和商鞅的军国主义，制作出君权至上的帝王术。一部《荀子》劝学开篇，俨然教师爷口气。最终教出的两个法家(权术家)弟子，果然青出于蓝。
韩非、李斯，先秦诸子之中品行至劣者。同修帝王术，匍伏在嬴政脚下争宠，助秦为虐。士子厚黑，始自韩非、李斯。韩非擅长理论表述，李斯精于权谋操作。嬴政抢得天下，两者首功。嬴政从韩非著述中习得帝王术，又由李斯辅佐运用之。君臣三人印证性恶论，同时又证实黑格尔所言，恶是历史的杠杆。
一部秦国崛起的历史，成为野蛮战胜文明的王朝更迭象征。同样的起自西域，周室至少有文化，虽然是等级社会文化；秦全然蛮夷，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文化人。野心勃勃的秦穆公，只好到中原觅宝似的捡拾人才。然中国历史上战争通常是野蛮胜出。商鞅变法首创军国主义模式，造就强秦。荀况制作帝王术，酿为暴秦。
对比姬发灭商、姬旦建制，嬴政一统天下呈霸道特色：更加血腥，更为专制。周室不禁思想言论，嬴政舆论一律。姜尚治齐，姬旦辖鲁，可以各自为政；嬴政的郡县制迫使天下全都听命朝廷，全然关闭当年周室分封的自由空间。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极不相称的，是法律的空疏。君权加人治。
嬴政玩霸道，王朝短命，恶果有二。其帝王术流毒民间，成全刘邦，韩非权术成为朝野谋取天下之葵花宝典。焚书坑儒引起极端反弹，汉儒由君本主义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嬴政蛮夷式的霸气不同，刘邦帝王术以阴柔见长，此乃西汉推崇黄、老之由来。老者，韩非之老也。汉儒欲自立为君，孔丘成素王。
儒家自汉以降，思维方式由排斥异己而愈趋僵化。汉儒非但没有从嬴政暴政反思君君臣臣，反将秦火一燔，视作伪造历史的好机会。不仅《尚书》被伪造，就连董仲舒的尊儒，也被班固升华为“天人三策”。汉儒最大的造假，当数司马迁的《史记》；被汉武帝动了宫刑的司马迁，回报给中国历史一次宫刑。
《春秋》以礼为纲，《史记》以儒为纲。有道是圣人五百年出一个，司马迁从周公数到孔子，再从孔子数到自己头上。汉武帝并没有采纳董仲舒狂言，独尊儒家却成为司马迁《史记》的写作圭臬。孔丘没有读懂商周之交，数典忘祖，忘记自己乃殷商之后。司马迁看不懂周室式微，误认春秋战国仅儒家摇篮而已。
后世宋儒半部《论语》定天下的牛皮哄哄，唬弄宋太宗那样的粗坯差不多。在汉儒的哄抬之下，光武帝刘秀却真的开始以儒治国。及至汉末，酿成党锢悲剧。东汉皇帝上了儒家的大当，然东汉的儒臣，却不乏骨鲠之士；其人格风骨，为宋儒所望尘莫及。西汉高耸入云的儒家纲常于东汉坠落。浮屠潜入，润物无声。
曹操不信儒术，尽管志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操有管仲之志，乐毅之才。诸葛孔明，治蜀有方，征伐无能。三国魏晋之际，恍然春秋战国再现，人才辈出。天下俊杰，江东有半。曹丕无知，立九品中正；复辟等级，曹室当亡。晋室东渡，丞相王导无为而治，与江东士族和平共处，为陈寅恪盛赞。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劣胜优败，逆向淘汰。转折关头，总是野蛮胜出，枭雄称霸。审视两千多年中国文化流变，一再退化，末流当道。先秦之后无思想。百家争鸣，昙花一现。诸子灭，儒术兴，与法家权谋互补。俗化道家，亦为边缘。就说儒术，也是宋儒不及汉儒，汉儒不如孔孟。所幸佛学传入，重启生机。
李唐王朝礼佛，无意间开拓人文空间，造就文化繁荣。唤醒华夏人文记忆的禅宗因运而起，掀动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韩愈挑战佛门，灰头土脸。唐朝的不以儒教为然，有了文的飞扬，爱的自由。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女，确有深意。然李氏毕竟蛮夷，了无文化意识。盛唐转瞬即逝。及至西学东渐，再起变局。
二0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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