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信仰：名家解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疑惑》，作者：智怀、王少农、萧野，团结出版社

　　题记：著名文学家钱理群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发扬鲁迅精神，对塑造中国人品格做出巨大贡献，在广大青年中有着深远影响。钱理群老师是中国人信仰的传播者，既是现实批判者，又是理想播种机。1998年，王少农曾在北大百年校庆时作《太学赋》，献给了钱理群老师、乐黛云老师、季羡林老师、费孝通老师、授业师长王博老师等先生们。1999年撰《太学春秋》一文，细述了认识钱老师的经过。钱理群老师充满激情，听钱老师谈信仰是一种享受。

　　说精神危机

　　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直至今还要坚持启蒙主义呢？这就涉及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引导人性向善的方面发展，还是诱导人性向恶的方面发展？“文革”就是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使其恶性发展。“文革”对人的毒害，主要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性。“文革”中许多群众暴力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各地对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 ）”及其子女残酷打击，还有大规模的武斗，不同意见的群众相互残杀。一方面，进行所谓理想主义的教育，把年轻人都训练成极端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又进行阶级仇恨教育，培育“夺过鞭子揍敌人”的“阶级感情”，把年轻人训练成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战士”。“文革”一开始，就把学校里的校长、老师，都宣布为敌人。这回堂吉诃德面对的不是风车，而是“十恶不赦的妖魔”，他（她）们怎么不会挥舞着铁戈、长矛刺杀过去，致“敌”于死命？这对中国国民性的伤害是十分巨大惨烈的。

　　最近二十年，把人的欲望不加限制地诱发出来。欲望的魔一旦被放出来，也很可怕，人们越来越多疯狂追求私欲，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不断，无情的利益争夺变得你死我活。我经常在想，一个不知道爱、不知道怕的民族太可怕了。一个社会常靠两个东西维系：“爱”之外就是“怕”。小时候，老一辈的人常说，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做坏事，将来要遭报应，这是粗俗的宗教观念，却无形中维护了社会道德的一个底线。

　　举例说，也许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假冒伪劣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伤害人的生命。我买的这件衣服是假货，穿了没有几天就破了，这当然坏，但不会因此让我丧命。这就是底线，超过线就是“伤天害理”，为社会所不能容忍，这都是约定俗成的，即所谓“盗亦有道”，做坏事也是有规矩，有约束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底线被突破了。那么多的让人丧命的假药假酒，那么多的让农民颗粒无收的假种子，什么事都敢干，没有任何约束。我们经常用“无所畏惧”这个词来赞扬人，但我想，如果整个民族都无所畏惧，这就病入膏肓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想这个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其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迫切性，其影响的深远，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我甚至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后代子孙所负欠的最大的债，如果我们不及早偿还，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在我看来，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昭示了启蒙主义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热衷于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建设，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迫切任务。但如果仅有单一的制度变革、建设，没有相应的国民性的改造，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我们高喊民主、法制，但对民主的理念、法制的实质，都缺少理论上的深入讨论，更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经验，在”割断传统”、”全盘否定”的思潮下，自然少有理论的科学总结，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因此被遮蔽、强制割断；对历史的失误，一方面只限于道义的谴责，另一面又几乎没有进行理论的科学批判。因此，我们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也许在翻译阐释，某些历史研究、专业研究上，有所成就，或有可观的成就，但理论创造和建设，却是十分的稀薄，至今也没有出现真正的理论家。与此同时，却充斥着伪理论、伪学术。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职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责。

　　说正视历史

　　每个民族在回顾二十世纪时，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回忆：这是民族的耻辱，也是精神的隐痛。敢不敢揭露这样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正视其中淋漓的鲜血，正确地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民族是否真正通过苦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说二十一世纪伊始

　　二十一世纪伊始，当许多人处于绝望、虚无中时，我又回到这一命题上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警告：”寻找支撑自己的’归宿’，这本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求；当个体生命因虚无主义而陷于极端悲观、绝望、孤独时，是很容易被充满自信的强有力者的坚定、决断所吸引，进而被其俘虏的。一个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人格的。”

　　说民族主义情绪

　　过去的中国，一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中国人像热水瓶，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但是在二十世纪，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狂热当中，这种狂热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二十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

　　说母语危机

　　（与精神危机）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母语的危机。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的存在危机。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是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地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

　　说自省

　　我所有的言说，都不是为了批判别人，当然更不是用以维护某个既定的秩序，而只是要反省自己，摆脱内心的黑暗，是一种自我清理、清洗、清算与警示，以便有一天清醒、干净而坦然地去见”上帝”。

　　说生命的高峰体验

　　”单纯与明净”正是这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尽管我在与先生（指王瑶先生）相处十多年间，这样的状态仅见过这一次，但就是这瞬间印象却几乎照亮了我此后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无论处在怎样的外在与内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学术的幽林，就安静、平息下来，进入生命的沉潜状态。如我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里所说：这”不是对现实痛苦的回避，而是使这痛苦更加刻骨铭心，并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生命因此得到了升华与自赎”。在这样的生命的高峰体验中，自我心灵就达到了单纯与明净。

　　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融入了大自然之后，精神家园的内涵也就更为丰厚。在那一个早晨，(我)独自坐在屋前的平台上读书，突然发现，更准确地说感受到了寂静：”它无声，却并非停滞，在无声中有生命的流动：树叶在微风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阳光，草丛间飞虫在蠕动，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和飞翔。这就构成了一种寂静之美”，而我的生命又进入了从容、沉潜的状态：这或许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非常之美的。

　　说重建精神家园

　　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重建你的精神家园。对理想主义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提倡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首先是坚持理想主义，同时又理性地估计与正视理想主义实现的有限性，这背后其实是包含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精神的，就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计效果地、不问收获地、持续地、一点一点地做下去。既清醒于个人作为的局限，又相信历史合力的作用，也就是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说理想

　　我们需要的理想，是自发的，是我们内在生命所要求的，独立自主选择的真正的信仰、信念。我们需要的理想同时是开放的，而不是独尊独断的，它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贯注着”思想、信仰自由”的精神。

　　（钱理群系文学家、教育家，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著有《心灵的探求》、《与鲁迅相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