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周良书：“五四”精英与近代中国政党政治

周良书：“五四”精英与近代中国政党政治

进入专题： 五四 政党政治    ● 周良书  
    
    ［摘要］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国外引入“政党”概念，并在接受、传播和改造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一面消解了国人对“党”的心理障碍，一面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了政党的实践。但他们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造成了国人对政党知识的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直到五四时期才被逐步纠正过来。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创建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很少受到上述限制。与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不同，这批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更具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特征。“五四”以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面着手在知识青年中建党，以完成“党化”，一面又大力推进国共合作，以实施“化党”，并最终在“党化”与“化党”的事实推演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改造政党、变革中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政党；革命党；“五四”精英；知识分子；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
    
    “君子不党”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中国士人向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 。但是到了近代，这一状况被彻底打破。青年学生不仅结党干政，而且各大政党也纷纷邀其入盟。究竟是什么原因引来如此变化？其实，只要对这现象背后的历史稍作思考，就会发现此“士”非彼“士”，此“党”也非彼“党”。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中国的新青年是要运用一种新的工具——政党来打破僵局，创造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国家。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外部影响，而忽视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内在创造。虽然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分析，但其侧重点又多集中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而对“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特贡献却少有整体性研究 。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探讨。
    
    一、从“新文化”到“新青年”
    
    在叙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时，人们总习惯于讨论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比如，戊戌变法是由刚从士大夫阶层脱胎出来的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变革。在有案可查的４８位领袖人物中，进士２８人，举人８人，贡生３人，生员３人，无功名而捐纳官位者４人，士大夫出身的约占９０％。辛亥革命基本上是由新式知识分子领导的革新运动。在有案可查的３２８位革命党人中，只有进士２人，举人６人，贡生２人，生员３３人，传统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很小，新式学堂学生和留学生的比例已大为增加。而五四运动则是一场由新式知识分子阶层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其领导层完全是一代新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从中国社会发展这三个阶段看，知识分子的现代特征越来越明显，而他们的传统印记则日趋弱化。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方面，但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却最为直接。因为在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教育被完全覆盖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内，当时作为文化资源或文化资本类型的只有官学形态的儒家学说和由此而生的科举功名。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老大国家的传统发展轨道，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开始在中国出现。因它来源于西方，所以被冠以“西学”之名，而后又被称为“新学”。新的文化资源引发了新的文化传播方式———新式学校的出现和发展，而新式学校的出现又反过来助长了新文化资源在中国的滋生蔓延。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挣脱这一制度性约束之后，新式学校的发展更为迅猛。据统计，１９０９年全国共有大学３所，高等学堂２４所，高等实业学堂１２７所，在校学生达到２８６１１人 。这还不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等。
    新式学堂急需新式教员，于是留学生身价倍增，“各督抚顶而戴之，如获拱璧” 。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也使得出洋留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时髦实惠之举。其中１９０５年单留日的中国学生就达８０００人，１９０６年又猛增至１３０００人。１９１０年，留美的中国学生也有“约八百余名” 。一个庞大留学生群的出现，是２０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为显著的变化。他们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后，大多接受了西方的新学，归国便成为新思想的宣传者。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至第２卷第１期改名为《新青年》），以进化论为武器，发动了一场针对儒教，反对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它的基本队伍就是一批对中西文化进行长期比较并具有思辨力的留学生。新文化斗士们当时的态度是非常激进的。他们不承认一切传统权威和各种教条，要求打破一切精神枷锁，用“理性”来批判和审视一切。这是一个纯粹而又苦楚的人化过程，它推动了中国知识界的理性思维，教育和培养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这也符合新文化运动组织者的初衷，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明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之细胞在人身”，因此“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 。这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人的斗争热情。据杨振声回忆：“《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毛泽东也坦承：“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这样在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下，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而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恰好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十余万青年学生涌上街头，讲演、集会、游行、罢课，发动罢市，谴责政府的卖国行径，呼号奔走，殊有不可遏止之势。这其中确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这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从代际关系上看，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吴虞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为大学教授或中学校长，这时已拥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而“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则是在他们教化下成长的青年学子。五四运动时，他们的年龄多在２２岁左右。李良玉曾对当时比较活跃的４０人做过调查。其中１８８６－１９９３年出生者８人，１８９４－１９０１年出生者２３人，１８９９－１９０１年出生者９人。这个阶层的多数人对戊戌变法没有印象，辛亥革命时也仅在１５岁上下 。他们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催人泪下的辉煌过去，民国给他们留下的也只是动乱而又生疏的记忆。
    第二，从社会关系上看，他们大多出自城乡中产阶级以下家庭。根据１９１８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务报告，在该校３５７名学生中，家庭职业属学界者占５７％，属商界者占２８％，属农界者占９％，属政界者占３％，属医界者占２％，合计占９９％。应该说这个统计大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这与辛亥时期革命派中很多华侨或华侨资本家、官僚和大地主家庭出身者稍有不同，新一代知识青年更具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特征。诚如朱自清所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
    第三，从思想取向上看，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都是变动不居的。天真浪漫的年纪恰逢文化多元的时代。他们往往才接受了这种思想，不久又迷恋上了另一种学说，或者是把几种思潮一并接纳。但他们又不像传统学生那样在家乡自修，或在本地学堂就读，而是远离故土，汇聚都市，这样既失去了家庭的羁绊，相遇的又是一些来自他乡、带着异俗的新同学，因而处在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这些都极易滋长从众心理，产生集体行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在全国１６１所高等学校中，有１２６所是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几个大都会 。１９１９年６月３日后，五四运动的重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不久在北京、上海、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出现了中共早期组织，显然与这些地方高校云集有很大关系。
    
    二、“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中国化，其实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于是伴随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西方的政党知识也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应用。当然，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有“党”一词，只是中国士人一向恪守“群而不党”的原则，害怕因结党而失去了君子的美名。这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观念有着重大差别。事实上，中国的“政党”观念是从日本移植而来。日本人在１９世纪中叶，首先把德文“ｐａｒｔｅｉ”用汉字译为“政党”或“党”，指“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活动的现代政治组织”。中国人采用了日语的汉字译法，认为英文中的“ｐａｒｔｙ”，德文中的“ｐａｒｔｅｉ”，法文中的“ｐａｒｔｉｅ”与中国过去的“党”在“团体”这一层面上有相通之处。然而就是这一种词义上的契合，也让许多中国人心有余悸，因而一度造成了对“政党”的偏见和传播障碍。
    维新派知识分子首先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而有意识地 把它与中国的 “朋党”作 出 严 格 区 分。１８９６年《时务报》上发表的一篇《政党论》就曾指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 。同时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维新派又有意识地与“革命党”拉开距离，并对“政党”与“革命党”作出严格界定：“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革命党本以颠覆政府为志，其意盖谓自非出于此途，必不能握得政权”。
    这种带有创造性的阐解，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是他们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造成了国人对政党知识的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一直到五四时期才被逐步纠正过来。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创建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很少受到上述限制。中共一开始即认定自己为政党，或者是要搞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１９２１年７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宣言》即明确表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其中恽代英的观点，就很能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他说：“有人分党有政党与革命党两种。实则此系误解。……如革命党而不为政党，革命党员不要求受相当的政治训练，他们自以为只做破坏的事，而不须负建设的责任，那便必会与我们同盟会一般革命老同志一样，他们破坏有相当成功以后，将建设的责任交给反动派渠魁袁世凯之手。……故革命党必须是政党。不然，则革命党之所谓革命，简直是无意义的捣乱了”。显然，中共已经发现了问题，并自觉回避了“政党”与“革命党”之间的抽象争论。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政党”与“革命党”之争，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国”关系的不同态度。在维新派看来，只有像西方那样活动于议会的党才可称为“政党”，而以秘密形式、非和平手段来颠覆政府的组织不能算“政党”。而在革命派看来，无党则无国，现代国家需由现代政党来缔造。中国同盟会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就反映了革命党人在“党”、“国”关系上的鲜明立场。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把目光转向俄国也显然受到了上述观念的影响。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是以主义治国，二是“将党放在国上”。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
    这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路完全一致。在《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活跃，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终日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先受党的训练，即“党化”，然后再运用党的力量来“破旧立新”，这反映了当时激进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设计。
    然而“党化”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化党”。因为当时民国已立，中国进入所谓政党时代。不仅原有的革命团体和立宪团体纷纷改为政党，国人之从事政治运动者，亦大都列名党籍，或利用不党之名，三五结合，俯仰于诸党之间。著名记者黄远庸记录了政界当时这一非常景观：“今者党之问题，可谓披靡全国矣，一般之贤愚不肖，既尽驱率入于此围幕之中，旗帜分张，天地异色。又有一群矫异自好或无意识之徒，以超然为美名，以党为大恶，相戒以勿争党见为爱国。党人之视己党，则神圣之，其互相视，则仇雠之；无党人之视党也，则蟊贼之。攘往熙来于通衢大道之中，指天画地于密室之内，目有视视党，手有指指党。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
    此种混乱情形，确实让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在李大钊看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中，陈独秀也指出：“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当然，“党化”与“化党”也是并行不悖的。对此，陈独秀的态度就很明确。他指出：“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靠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也就是说，社会中坚分子对内应完成“党化”，而对外则要实施“化党”。事实上，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多少也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另一种延续。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曾公开表示，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党治”。然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所以，“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但孙中山又反对中共与之平等联合，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人“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
    然而尽管如此，中共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吞并和溶化，相反却抱有要改造国民党去推动国民革命的意图。在当时中共“新青年”的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有些“老朽不堪”。因此在国民党内，中共最初斗争的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中共甚至还希望“在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基础，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三、在知识青年中建党
    
    中国思想界的上述变化，有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这场由学生界而波及全社会的爱国壮举，确实令世人陡然为之一振。如《大陆报》的社论说：“在此罢课中苟有新中国之胚胎，而为中国新青年刷新中国之起点，则区区代价，亦甚值得。”而置身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自然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如陈独秀指出：知识阶级的学生，有“他的特性，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动摇，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李大钊甚至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甚多。”一曰“惟一团体”，二曰“缺憾甚多”，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学生群体的基本评价。有此一论，在建党过程中，他们致力于知识青年中传播“主义”、训练“团体”，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
    难怪张国焘后来抱怨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其实都是多余的。”??? 张国焘的抱怨多少反映了中共创建时的历史实情。这一状况在１９２１年中共一大上也有直接体现。据可查资料表明，参加一大的１３个代表皆为知识分子，全国５３名党员除一人（郑凯卿为武昌文华大学工人）以外，其余也都是知识分子，并且至少有３７人还是在校的师生，就连郑凯卿也算学校的职工??? 。虽然中共一大决定组建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并把党的基本任务规定为组织各种产业工会，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还为此签发了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通告》，但是直到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全国建立有案可查的３８个党的基层组织或地方组织中，学校党组织仍占有１５个。并且，余下的２３个党支部也全由五四新青年建立或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建立。
    上述状况一直延伸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据李一氓回忆，当时整个中共都还很“学生气”。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共中央通告的正文前，其称呼也不是“同志们”，而是“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从这个“暗语”中也能体味到，当时整个党内、团内浓郁的“学生”气息。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组织状况也不例外。其实，当初孙中山之所以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利用中共吸纳“五四”以来校园里形成的这股政治力量。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即以国民党为革命团体的第一级，称为“民校”，青年团（Ｓ．Ｙ．或Ｃ．Ｙ．）为“中学”，西校（Ｃ．Ｐ．中共）为“大学”。有左派倾向的分子介绍入“民校”，而仅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中学”或“大学”。于是在中共的组织和宣传下，一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了国民党组织。据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部的报告说，当时在１２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就占７个省份。１９２６年７月北伐开始后，各地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但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打破。据吴倚沧１９２７年１月的调查，此时国民党党员中最多者为学生（占２６％），其人数超过了农工商党员的总和，高达２６万人。
    这股学生加入政党的热潮，也引发当时政界、学界的强力反弹。如１９２５年浙江、安徽、江苏等地方当局就曾先后对各级学校发出训令，禁止学校师生加入政治党派，以为“青年学子，往往昧于本身之地位，卷入党争之漩涡”，“究其所主，不独害于一身，亦且为患家国”。受其影响，一些学校当局也下达了禁令。如１９２５年由上海中华学艺社创办的“学艺大学”，在招生简章中就声明：“本大学学生在学期间，应专心一志于人格之涵养及学艺之研究，以备他日国家社会之用，不得置身任何党籍，及参加一切政治运动。”上海的大同大学章程也是明文规定：“本校主张以读书救国，凡好参加爱国运动者不必来。”
    上述做法遭到国共两党的一致抵制。他们反驳说：“入党是现在中国学生从事于救国的唯一道路。——禁止入党，便是叫中国最有革命知识的国民没有组织，而消减了中国国民革命之重心：实际上，便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一种巧妙的新压迫。……只要不入那把持江苏教育的黄炎培党；不入那播弄政潮，从中渔利的研究系党；不入那卖国为荣的安福系党；不入那一切军阀所御用，所盘踞的狐朋狗党——‘学生入党’是在个人修养，社会道德上不生问题的。”??? 与此同时，在中共影响下的全国学联会也通电声明：“本会为民族独立前途计，为国民革命发展计，誓当奋起反抗此禁锢学生剥夺民权之入党禁令，尚希各地同学万勿观望，一致力争。”
    不过在当时，也的确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学生加入政党不具好感。其实早在国民党改组之际，上海的《学生杂志》就发生过一场“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赞成学生加入政党一方以恽代英、张六师、于华亭等人为代表，而反对学生加入政党一方则以黄斐然、华少峰、若兰等人为代表。
    稍后作为这场讨论的延续，另一场争论又在国共主持的《民国日报》、《觉悟》和研究系主持的《时事新报》、《晨报》之间展开。一方站在研究系偏于教育与学术的立场，反对学生干预政治、加入政党，一方则从政治与革命的实际出发，不仅认为学生应当干预政治，而且明确要求学生加入国民党。而当时以国民党为加入对象的讨论，也正反映了国共合作初期两党步调一致的立场。
    事实上，不管当政者如何打压，也不管反对派知识分子如何非议，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学生加入政党的确成了一种大势所趋。当时国民党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 。虽然我们尚不知此时由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之学生党员的具体数额，但在国共合作的架构内，为数众多的国民党学生党员还是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后备人选。也正是以这批五四青年为基干，国共两党完成了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
    总之，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国的政党政治。他们先是自国外引入了“政党”概念，并在接受、传播和改造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一面消解了国人对“党”的心理障碍，一面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了政党的实践。然而直到“五四”以后，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才终于在“党化”与“化党”的事实推演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改造政党、变革中国的有效途径。
    
    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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