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08
大风波第六天 4月22日

早在前一天下午四点,内阁便以李大鸟的名义命令京畿政府耳东帮主,在第二天帮君追悼大会期间要戒严广场。可是耳东帮主正在骑墙,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于是消极怠工,直至凌晨3点才出动京畿捕快,可是到广场一看,贡生们早在0点的时候就陆续进场,人数太多,根本无法戒严。耳东帮主随即上报朝廷,在阳君的干预下,戒严不了了之。

清晨,贡生们整整坐了一夜,神情疲惫,但秩序良好。他们为了维持秩序,专门组织了纠察线,不准外人进入。纠察线圈外,周围站了很多黔首,安静地观望着。贡生们已经聚集了十多万人,还有陆陆续续的人马进入。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ZHU领袖”、“浴血民ZHU”等横幅,此起彼伏的唱着歌,犹如沉闷的雷声交错从阴沉的天空滚过。

帮君的追悼会开始在矮凳儿的指示下、阳君的策划下,开始设想的规模比较大。预定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帮君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杨六郎主持,阳君致悼词,矮凳儿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大明三台”(大明电台、国际电台、CCAV)转播实况。最后灵车由大明领导人乔老爷、启立胡、宋老头、宝哥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可以报道。这个规模超过不倒英追悼会的规模。

上午十点十分,追悼会如期举行。阳君致悼词,悼词中高度赞扬帮君。整个追悼大会通过广场的高音喇叭对广场实行实况转播。在阳君致悼词的时候,广场相对比较安静。可是等到悼词结束,进行告别仪式的时候,广场却如同炸了锅。贡生们高喊要帮君死亡真相,公开呼喊帮君是被朝廷迫害致死。而且紧紧堵住大会堂东门,要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而后要求李大鸟出来解释帮君死亡真相。贡生的这一发难,显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从他们的演讲已经诗抄来看,显然都是早有准备。

这时候,在大会堂里面,一辆小型吊车,把沉重的玻璃棺罩吊起,帮君遗体被抬出来了。帮君夫人李昭扑过去,哭喊一声:“邦君我随你去呀”,这凄惨的声音真是令人撕肝裂肺,周围嚎啕哭声也更是达到顶点。这些声音传到广场,广场更是一片沸腾。眼看事情越闹越大,朝廷临时决定,广场以外的对全国广播的电台,宣布追悼会结束,而灵车则悄悄的改变原计划,从大会堂西南门出去,直奔西长安街。而追悼会结束的消息,则不马上对广场宣布,在贡生们以为里面还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灵车已经奔向八宝山。这一做法就是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等到灵车早已走远,广场的贡生才知道真相,他们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所有人全都站起来,高喊口号,激烈而冲动,“打倒CCP”“李大鸟出来”的口号不绝于耳。喊够了,贡生们决定,坚决要求李大鸟出来对话,不出来就堵住门口。于是12:45分,三名贡生代表周永军、郭海风、张志勇开始跪在大会堂门口,中间的郭海风高举奏折。这一举动是临时策划的,其目的就是做给黔首看的。果然,三贡生下跪良久,大会堂里一直无人理会。这时候,黔首开始炸锅,纷纷出面谴责,高声叫骂。

不一会儿,大会堂里面有工作人员出面,开始扶贡生起来,贡生坚决不起来。一些知识精英这时候马上从黔首的队伍中挤进来,也跪在地上,抱着下跪的贡生痛苦不已。其中就有《新观察》的主编戈杨老太太。老太太这一哭泣,黔首们更坐不住了,他们配合贡生高声叫骂,整个广场一片混乱。就在这时,大批捕快奉命到位,人数呼啦啦增加到5000余人,但是他们只在大会堂四周警戒,防止贡生冲进大会堂。

就这样,耗了半小时。大会堂里面商议出了结果,同意三位贡生,进大会堂献花圈、送上奏折。可是他们并没有见到李大鸟,只是内阁工作人员接过奏折,答应递上去,双方在没有任何话语。从半夜0点一直闹腾到傍晚的贡生又累又饿,虽然很满意阳君极大赞美帮君的悼词,但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根本没有达到。这时候,广场贡生临时指挥部决定,暂时撤出广场,而后通电全国,进行“无限期BA课”。

而与此同时,就在这天傍晚,西安长沙相继出现严重SAO乱。晚上5点,西安有人开始上街焚SHAO汽车与房屋,西华门、钟楼附近很多商店被抢劫与打砸。西安的捕快马上出动,当即抓了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有72人,其余为黔首。捕快接到指示,连夜突审,在第二天凌晨放了106人,剩下的在省长侯宗斌的指示下,关押不放,追究刑事责任。而在长沙38家商店被打劫,衙门出动捕快一口气抓了96人,其中有3名贡生。武汉大学的贡生两千余人则试图冲击省政府,与捕快发生激烈冲突,十多个贡生受伤。这是大风波开始首次的打砸抢事件,朝廷称作是“4ER2事件”。

大风波第七天 4月23日

当日早晨,十几万贡生依然聚集广场,还是高喊“李大鸟出来”。而这一天,是朝廷原计划由阳君访问朝鲜的日子。当时朝廷方面阳君的人马如田云会计、万千里等纷纷劝阻阳君不要出访,要留在家里控制局势,因为只有阳君能让贡生们平息。可是这时候的阳君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的煽动贡生把矛头对准保守派。此时他一走,就等于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了李大鸟,无论李大鸟怎么处理,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而他这时候出走也不担当什么责任,出了纰漏都是李大鸟的失误。等贡生们彻底击溃李大鸟等保守派,他再回来登高一呼,完成自己的想法。可是万千里们则认为,贡生们不一定会那么听话,他们不一定会搞出什么举动,一旦搞大了、搞过了,作为总书记的阳君也不好收场。可是阳君根本没理会。

于是阳君临时召开朝廷会议,作了三点指示,第一帮君追悼会已经结束,应马上劝止贡生行走,第二应该严惩打砸抢者,第三要同贡生展开多层次对话。这三点要求实际上都是需要李大鸟来做的,一个是要李大鸟出面挨骂,再另一个让李大鸟惩治打砸抢者,担当罪名。不能不说阳君的打算是好的,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这一天,“北高联”向全国太学府发出“无限期BA课”的倡议,而且重申大风波的焦点已经由“追悼帮君”变成“争取ZI由民主”,可见这才是贡生们的底牌,追悼帮君不过是借口而已。与此同时,“北高联”派出若干联络小组,深入到各个企业厂矿,进行演讲,号召黔首参入大风波当中,这些行为得到了黔首们的响应,同时也让朝廷更加担心,因为一旦黔首加入,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一天,京畿媒体的大风波报道被朝廷严禁,任何报纸不得播发贡生继续行走的消息。但是《科技日报》还是不听朝廷摆布,主编等一些知识精英突破封锁,还是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贡生继续行走的消息。日本的《产经新闻》更是火上浇油,他们说如果黔首加入大风波,则有可能动摇CCP的领导地位,届时CCP可能要出动丘八镇压。当时的阳君一般的消息都是先透过日本媒体报道,所以那个阶段日本媒体一般被视为“先知先觉者”。日本媒体当天的这一报道,更加激起了贡生闷得反抗情绪,因而到第二天广场人数激增。

大风波第八天 4月24日

这一天和前一天一样,只是广场人数增多。李大鸟知道阳君的计策,于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措施,这时候李大鸟们也不怕事情闹大了,因为事情闹大责任在你阳君,矮凳儿会着急的。就这样贡生们被晾在广场两天。他们依旧是演讲、喊口号、唱歌、朗读诗抄。而全国各地也相对平静,虽有零星贡生上街,但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

大风波第九天 4月25日

这一天,清华大学的贡生组织“和平请YUAN组织委员会”成立,他们拟定要派出15名学生代表与朝廷会谈。会谈对象是朝廷内阁副秘书长刘忠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家缪。这里要说一下清华和北大的区别,大风波自始至终,清华都是不积极者,按理说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事情应该带头才对。但是清华大学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保守派的子女基本都在清华,他们秉承上辈的说教,对大风波并不支持,而且这些二代们掌握了清华的贡生会。而这一天临时成立的组织,就是在保守派前一天的密谋下成立的,目的是要他们出面合成符达成和解,把事情解决,抛开“北高联”。可是这一行动马上被“北高联”知晓,他们马上组织大批贡生围住清华代表,告诉他们根本代表不了贡生,这样的会谈不能由清华一家出面。吵完之后,这次会谈就不了了之。

这一天,李大鸟主持会议,有鉴于全国20多个城市的贡生参与BA课,所以李大鸟极力认为这是有极少数人操纵的动乱行为。李大鸟如此定性就是想要把事情闹大,最后让阳君难堪,李大鸟这一招釜底抽薪实在是厉害。就这样,李大鸟不过阳君人马的反对,当场定了调子,而后抄送云长老、念长老、彭真人、邓小超、三少他爹、胡子旅长,得到他们的支持之后。决定由时任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副社长的曾建辉起草《必须QIZHI鲜明的反对DONG乱》的社论,经李大鸟和启立胡审阅,把大风波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GEMING动LUAN”。这一社论当晚就在CCAV和电台播出,第二天在《日人民报》头版头条发表。

这一天,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水工抄没《世界经济导报》的事情,详见《水工本纪》。

插一嘴,说说当时的饿矮凳儿。实际上矮凳儿一直在坐山观虎斗,他希望阳君带领贡生冲垮保守派的阻力,好让自己的先发展计划实现。但他们想到事情会越闹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他根本不表态。

大风波第十天 4月26日

这个社论一发表,立刻引起贡生闷得强烈反响。这时候贡生内部马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个社论是给镇压造舆论,先把他们定性为“反CCP集团”,而后再名正言顺的出兵镇压。于是他们觉得事情闹大了,都很害怕,主张就此偃旗息鼓。而另一派则是主张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战斗到底。他们指控政府歪曲事实,表示最少要战斗到54青年节。

听到大风波被定性为DONG乱之后,北京贡生们的家长纷纷看到孩子所在学校打听情况,很多家长劝孩子不要出头。而一些贡生则据理力争。争持不下之际,知识精英们便粉墨登场了,他们暗示带着阳君的旨意,发表了要斗争到底的声音。于此同时,通电全国,声援北京。

就在当天,吉林大学3000多师生冲进省政府大院,要求领导出来对话,言语激烈,所幸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而上海、天津、杭州、长沙、成都、西安、合肥则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贡生上街行走事件。这些行为给了北京贡生们极大地鼓舞,这天晚上,“北高联”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措词激烈的反驳朝廷的定论,并且一直要求李大鸟出来对话,而且还要求锦衣卫、新华社出面道歉,收回社论。同时,决定如果今晚不给答复,那么明天也就是4月27将举行盛大的行走活动。在在中外记者喀喀喀的照相声中,很多贡生心潮澎湃,当场写下遗书,场面相当的火爆。“北高联”连夜安排了行走的细节。这一消息马上被好事的记者瞬间炒得纷纷扬扬,李大鸟也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当晚下令,广场增调8000捕快,锦衣卫全体投入行动,监视全国范围内的一举一动。大明自开国以来,锦衣卫全体行动针对一件事情还尚属首列。

就在当天,大明的封疆大吏们则态度不一,首先是京畿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大会,由市委书记李锡铭主持,耳东帮主没有参加。李锡铭在李大鸟的指使下公开批评贡生是搞文革,要求基层党员不得参与大风波,坚决站在组织一边。而沪上则在水工的安排下,也召开了同样规模的大会,水工号召与会人员,认真学习社论,坚决制止DONG乱。陕西的书记和省长意见不统一,则没举行什么活动。其他的省市出了一小部分支持贡生行走之外,绝大部分选择了骑墙,对李大鸟发布的指示进行消极抵抗,没有召开什么大会。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这样,一场超大规模的行走即将发生。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