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13
4月27日 大风波第十一天
当得知贡生要举行盛大的427大行走，朝廷当夜既调动上万捕快在各个路边严阵以待。于是“北高联”一改往日激进的口号，告诉贡生要温和。在统一领导下，427清晨开始，10万贡生上街，他们打着“和平请愿，不是DONG乱”“民主万岁”“拥护CCP”“打倒官僚”等大标语，高喊口号沿途行走。这一行走吸引了无数的黔首，这一次贡生没有组织黔首的加入，只是他们都是跟在贡生队伍后面，和贡生泾渭分明。沿途捕快虽然严阵以待，但是并没有出面阻挠行走。因而大行走的秩序良好，最后和平落幕，双方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427大行走
4月28日 大风波第十二天
这一天，大部分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认为此次大行走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典范，香港明报更是认为这次大行走堪称中国历史转折点，可以和54运动相媲美。当初贡生上街的时候，由于他们的言辞太激烈，曾让一些黔首不满。而这次，贡生们打出了“拥护CCP”的口号，一心只针对腐败官僚，因而得到了大多人的同情与支持，不但媒体一边倒，而且朝廷各个要害部门也纷纷上奏，评议此事。仅一天时间，朝廷就收到锦衣卫、新华社、京畿政府、科技部、高校组织等等36份报告，这些报告普遍认为426社论定性过高，不利于解决问题，问题被社论深化，很多师生难以接受。同时还有的报告批评这个社论令朝廷失去了和贡生对话的余地，是很不理智的定性。同时严厉指出，靠威权得到的安定是暂时的，必将带来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称，为什么这么多黔首拥护贡生，CCP该反省自己了。
这些报告里面有很多是阳君的人马写的，矛头直接指向李大鸟，气的李大鸟是暴跳如雷。气归气，问题还得解决，于是李大鸟召开以宣传部人马为主的会议，启立胡不得不承担责任，李大鸟也指示《日人民报》再发社论，语气要温和。于是当天，《日人民报》发表了题目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稳定压倒一起。在这篇社论中，极力把贡生和一小撮人割裂开来，划清界限。声明426社论不是针对贡生，主要是针对那“一小撮”。
这篇社论一发表，贡生们觉得取得了很大胜利，朝廷让步了，于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纷纷要求朝廷彻底否定426社论。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鸟决定第二天派人和贡生对话。
4月29日 大风波第十三天
这天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京畿16所太学府的45名贡生被推举为代表，与当时大明内阁发言人圆木、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副市长陆宇澄、北京市常委秘书长袁立本举行对话。这四位坐在台上，贡生们坐在台下。整个对话基本都是圆木在发言，首先承认党风不正、腐败严重，但话锋一转，抛出个“但绝大部分党员干部还是好的”。贡生要求舆论自由，圆木称大明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级报刊编辑负责制（但据我所知，大明是全世界新闻管制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他们有“新闻宣传纪律”，这个被严格执行，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机会我把内部的“新闻宣传纪律”发出来，大家就明白了）。而最后涉及到426定性问题上，圆木重申朝廷是针对一小撮，这一小撮都是“长胡子”得人，不是你们。是这些人在背后策划，他们的性质不西安长沙的打砸抢更严重，他们要分裂DANG，分裂国假。当贡生问及这一小撮究竟是谁的时候，圆木岔开话题。
圆木这个对话调子深的大明朝廷赏识，认为有张有弛，既保住了立场观点，又缓和了和贡生的关系。可是贡生们则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对话特别成功，并且希望朝廷以后多搞些这样的对话，并且表示学CHAO可以到此结束了。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圆木的讲话时避重就轻，回避实质问题，是在敷衍。而还有一部分贡生，质疑这次贡生代表的合法性，认为是全国学联指定的，不是普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这是李大鸟的指示。首先16所太学府的贡生代表都是学联指定，他们多指派的是清华的贡生，以及原来担任各校贡生会成员，并且不是“北高联”核心成员的贡生。像王丹、乌尔凯西等都被排除在外。李大鸟这样做就是想用少数代表多数。这样的对话当然不能叫“北高联”满意，于是在对话结束不久，“北高联”在王丹、乌尔凯西的策划下，包下了京畿香格里拉大饭店的大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插一句，这次费用不用贡生花钱，据说是香格里拉赞助，但有人说是外界直接拿钱垫付）。
招待会上，王丹等向记者揭露了“被代表”的真相，而且还临时组织贡生，把刚结束不久的对话用小品形式模拟了一番，乌尔凯西扮演圆木，坐在台上回答贡生的提问，中间有些地方极具侮辱成分。
这个记者招待会刚一结束，“北高联”就串联各太学府激进贡生，联名草拟文书，不承认白天的对话，要求重新遴选贡生代表，重新组织对话。朝廷未予表态。
而与此同时，当天有兰州4000贡生上街行走，直接来到省衙，要求都督出来对话未果，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都督当夜紧急动员各高校老师，全部出动，劝说贡生回校，就这样，一直劝到凌晨，贡生才陆续回校。而武汉也发生了和兰州一摸一样的行为，但没有引发冲突，也是闹到第二日凌晨。
4月30日 大风波第十四天
这一天阳君回国，暗中指示贡生不要激烈，因而出现了几天缓和期。虽然依然还有10万贡生BA课，但是30%左右的贡生都陆续开始上课了。当天下午，北京市政府在阳君的指示下和16所高校的29名贡生代表举行对话，出席对话得有书记李希明、市长耳东帮主。耳东帮主和贡生们座谈，而且还晒了自己的工资单，表明自己也是工人阶级出身，自身没有任何腐败问题，而且还有意把矛头指向有背景的红一代和红二代，并且还爆料了些许这些人腐败的内幕。这一下子不仅自己受到好评，而且也加剧了贡生对保守势力的愤恨。
5月1日 大风波第十五天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天京畿表面相对平静，但谁都知道这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政府和贡生都在积极策划，为了三天后的54做准备。当日，北高联在北大球场外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七点要求，包括重新评定帮君、反贪污腐败、公正评价学运、严惩新华门打人凶手、重新起草新闻法支持香港徐四民（见后注）回大陆办报、提高教育经费、朝廷就工作失误向全国人民检讨。这些条件很多事很苛刻的，他们也知道朝廷是难以接受的。
与此同时，当场还宣布了《告香港同胞书》，书中申明贡生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旨在加快政治改革、促进民主自由，借此建立完整的自由的社会制度，可以加快祖国统一。呼吁香港同胞，支持并参与他们的行动，和他们一起斗争到底。北高联为什么宣读了这一告香港同胞书，这是因为自4月28日开始，香港已经有大批人士捐款，这些款项已经通过秘密渠道转移到北高联手中，大约有50万港元。这一同胞书算是感谢、也算是动员。
5月2日 大风波第十六天
这一天，进京的沪上贡生挑头，举行行走，理由是抗议水工在沪上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北高联组织的贡生尾随其后。他们在行走前严格强调不准有“反对CCP”的口号，再三强调，而且还有惩罚措施。因为一旦说出了“反对CCP”的言辞，那么阳君不好交代，别人就会把问题抛给他，而如果贡生只是合理抗议，那么主动权就掌握在阳君手中。
与此同时，北高联派出王超华、郭海风、王丹、王旭光作为贡生代表，向大明朝廷内阁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不承认上次对话，要有普选贡生代表与朝廷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的发言时间要相等，而且还要保证贡生安全等。最后特别声明：如果这个声明在5月3日中午12点得不到答复，将保留5月4日继续大规模行走的权利。
这份声明的内容显然是在挑衅，特别是最后的声明。并且这个声明马上在阳君的“关照”下，鲍彤（见后注）亲自跑到新华社，新华社破例全文照发了此次声明。这一次阳君玩大了，也就是这个声明使得阳君由主动变成被动。当日这份声明很快被复印若干份，送达模特队成员每人一份。模特队立马开会，出了阳君没怎么表态之外，余下人等全都“婶可忍而叔不能忍”，全力抨击贡生的嚣张行为，而且首次公开提出有人在背后指使，最后全体举手表决，决定次日由圆木出面举行朝廷中外记者会，而且对招待会圆木的发言内容进行了讨论。举手结果，阳君坚决反对，而其余人等也是寸步不让，最后把会议纪要紧急电传到矮凳儿处，由矮凳儿决断，矮凳儿表示他支持模特队的决定，不参与。就这样，圆木的发言被获准。
5月3日 大风波第十七天
这天上午，圆木代表大名内阁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态度强硬，措辞严厉，不但反击贡生声明是威胁朝廷，而且首次警告贡生代表已然违法，朝廷必将追究。圆木的发言内容大概有几点：第一重申朝廷与贡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也就是说各高校原来学生会是被朝廷承认的，而后来成立的脱离朝廷的组织，主要指北高联，朝廷是不予承认的。第二，强调朝廷与贡生对话不能有先决条件，严厉指责贡生不仅和朝廷平起平坐，而且还有凌驾于朝廷之上，这是太幼稚的冲动。第三，请愿声明带有严重的威胁性质，朝廷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还要追究责任。第四，如果54出现大行走，朝廷将和平对待，同时对于“背后隐藏很深、出主意、操纵贡生、手段恶毒的人”我们也不想现在采取措施。这就等于告诉国内外，他们要对阳君下手了。
圆木的这一强硬态度在贡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又使得贡生们分为两派（很多时候说秀才造反不成事，在我看来他们从来就不动脑子，从来就没有大局观、长远眼光，这怎么能成大事），一派认为应该坚持到底，而另一派则认为这是朝廷要动手的信号，就此收兵，免得流血。
为此，当日晚上，北高联首次联络了全国进京的所有太学府，共计47所高校，每个学校派出一名代表，大家就54是否举行大行走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是，39票赞成，7票反对，一票弃权。这个投票结果又引起了争论，赞成的开始奚落反对派的代表，说他们是投降派、怕死，有做汉奸的潜质。而反对派则据理力争，同时批评前日的声明不理智，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全体贡生，而且指责就是那个声明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中间北大清华俨然分成了两派。就在争执不下的时候，乌尔凯西被人叫离会场，不一会儿满脸喜悦的发表演说，告诉贡生全国人民都在支持他们，要战斗到底，最后决定举行五四大行走。
这一天晚上晚些时候，以《广东亚太经济时报》的编辑人员挑头的新闻界研讨会在京畿召开，与会的有很多是京畿当地的媒体。他们研讨的结果是：支持贡生的行动，并且要求员工自愿加入行走行列。而且还要求联名上书，第一给沪上查封的？《世界经济导报》一个说法，第二要求朝廷主管宣传的官员与新闻界代表对话。
这一天，在京畿的很多地方，都在举办规模或大或小的串联活动，目的就是要支持第二天的54大行走。阳君预感到自己的处境，所以决定孤注一掷，用浩大的声势来挽回自己的不利地位。只有闹大，才需要他来平息，因为只有他能平息，他平息了，自然也就没事了。
而这一天朝廷方面，则照例提前一天举行“53运动70周年会谈”，阳君在会上发言。他的稿子是由鲍彤起草，而后经书记处严格审议通过的，而后杨六郎、李大鸟、乔老爷、姚一林等要求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而阳君“力排众议”，认为“有碍节日气氛”，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这句话被他跳过，这引起了一些中间派的不满。
预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后记：
徐四民：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镜报》月刊创办人。1914年7月3日出生，是缅甸华侨，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第一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回归前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区预委会及筹委会委员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大紫荆勋章。徐四民大家尊称其为徐老，而又因为他“敢言人之所欲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被传媒称为“徐大炮”，不但“炮打”香港电台，甚至曾在全国政协一次大会上发了一通“火力很猛”的讲话，引起广泛反响。
1988开始，要求来大陆办报，发行大陆版《镜报》，未获当局批准，“徐大炮”一通炮轰。而后徐四民在阳君的关照下，在香港《信报》发表了《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目的是要“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阳君有足够的权力。当时阳君的确利用港报说了很多自己的“心里话”，徐四民则在香港为其周旋。
鲍彤：1949年就读于南洋中学期间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任组织部干部处干事，后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部二处干事，1964年升任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鲍彤被重新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后又调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开始，鲍担任国务院总理阳君的政治秘书，后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大风波事件中，鲍彤被撤职，并于5月28日在北京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和进行反GE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鲍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