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阶梯电价实施日期临近，不少家庭担忧增加支出。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称，电费在日常生活中所占比例很低，根本没必要计较电价波动，“无非是多叫一个菜少叫一个菜的事。国家还要搞建设，还要扩大电力供应，总要有个出路。”但是一亿用户一天三度电，电力部门要多收多少钱？这应该不是居民少点个菜的问题，是电力部门少喝点茅台和拉菲的问题！！人家马英九身为领导人还为电价上涨亲自道歉，你一个专家怎么好意思，厚着脸皮拿钱，而不用良心说话？
想起前不久卫生部专家孙忠实也曾说，一天吃六个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个，没有吃掉多少铬。所以，要冷静，不要恐慌，不要把药用空心胶囊铬超标说成很大的危害。舆论一片哗然。曾经一说起“专家”这词，总会给人肃然起敬的感觉。因为专家们懂科学，有学问，会技术，可以做咱平民百姓想做又做不了的大事情。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有些或说有一批专家却干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勾当，说白了，就是拿良心换了钞票。他们不仅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连做人的良心也缺乏！
桥垮了，专家说与质量没关系；房价高了，专家说与地价没关系；泥石流了，专家说与植被没关系；发育早了，专家说与奶粉没关系；不良反应，专家说与疫苗没关系；长江地区干旱，专家说与三峡大坝没关系；活熊被取胆了，专家说很舒服没关系；破皮鞋被拿去做成毒胶襄了，专家说一天吃六颗铭含量太少没关系。面对这些一二再，再二三的荒唐言论，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专家为什么总爱睁眼说瞎话？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专家失掉良心了。
专家应该干什么？
回顾“砖家”一词最早在网络出现，大约正是在陕西“华南虎”事件之后。“华南虎”事件中，相关专家的草率决定直接造成了这个国际玩笑。其实知识本身是没有立场的，同样的核技术，被奥本海默掌握就帮了杜鲁门，被海森堡掌握就助长了希特勒，所以知识的最终价值在于它的立场。知识没有道德，但它在被使用的时候，必定有道德的介入。
然而那些真正用良知说话的专家，结果往往是被直接打入“冷宫”。记得某生态学教授说，近两年当地某市县的项目评审已经不再邀请他了，而是不远万里到外省去请专家。因为他研究当地生态多年，清楚地了解某些项目建设的生态和环境后果，他不想背着良心，去给主办方签字、背书。主办方也是精明得很，你不能收买，外地自有熟悉的可收买的专家；你不给我签字，那我就不用你。我第一次专家评审通不过，我就换批专家再一次评审，总有一次能评审通过，总有专家愿意在不了解或背了良心的情况下签字背书。
于是我们常常看到：面对愚弄公众的伪专家，真专家却选择了沉默；当面对同行意见相左时，专家们更是躲躲闪闪、不言不语。往往是这样，一旦某一位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观点引起了较大争议，其他同行容易碍于面子，保持缄默。但公众希望看到的是，如果甲专家的观点有问题，最好乙专家能站出来与之博弈，如果乙专家没有将问题解释清楚，最好丙专家能为大家提供更通俗的见解。学术圈不需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真理往往是越辩越明。
专家是凭学识表达意见的，他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不必在意别人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反对不反对。但是，我们要排除一种例外，那就是，受了利益部门的左右，不按知识说话。春运一票难求，专家说是在于“票价太低”；云南新三公路通车第二天坍塌，专家分析称因“雨太大”；陕西榆林251名学生饮用蒙牛学生奶后集体发烧、肚痛，专家解释是群体心因性反应；合肥工地被查出用竹签代替钢筋，专家声称“质量没问题”、“不会降低楼盘承载力”。一些专家借助媒体说出来的话，似乎总是和某些部门和大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
用良知去使用知识，更重要。
专家如果不用良心说话，为什么危害很大？因为平民百姓坏良心涉及一个人，但专家学者昧良心影响一群人；因为专家有权威、有能量，说出来的话有人听，做出来的鉴定有人信，造出来的产品有人买。甚至有些专家说出惊人语其实就是为找拍。农业专家任正隆说：“个税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北大教授萧灼基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经济学家张维迎说：“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建议政府向市民征收每月20元的呼吸税。经济学家厉以宁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知识经济的时代，专家的知识被使用得太多了。知识是可以卖钱的，其实，知识上了市场货架并不可怕，但最让人不放心的是，我怕专家在卖知识的时候把良心也搭了进去。水价上涨，发改委专家说：“资源性产品提价，有助于遏止资源浪费营养专家。”矿难频发，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声称“黑砖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黑砖窑为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这就是向权贵阶层献媚对丧失独立人格后的专家说的话。有些老百姓都能明白的是非，专家却装不明白。
御用专家
御用专家，古已有之。古代的昏君如果想证明自己的伟光正，自然会有专家跳出来整出一些星象瑞兽之类的“祥瑞”出来为之佐证，出现彩云，禾生双穗，地出甘泉，神兽出现等等莫非于此。同样，如果有乱臣贼子之类的人造反，他们也会找到同样的专业人士整出啥啥啥来证明自己的敌人已经搞得天怨人怒鬼神共愤了，从而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比如啥地震洪灾日食月食之类。
为了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为了给上级领导分忧解难，他们会从各种专业的角度、甚至不希编造谎言来助纣为虐。什么医改会让全民受益、什么有教育产业化是与国际接轨，什么国有企业改革不会让工人失业等等。民生多艰，砖家不帮着说话也就罢了，还雪上加霜。经济学家厉以宁说：“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危机感，不好好工作。”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收费太低。”中国社科院教授李剑阁说：“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我反对最低工资法，反对福利制度，这会害了农民自力更生的机会。”
记得五八年大跃进时，著名学者钱学升就专门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亩产二十万斤粮食的可行性，文章一出立刻引起全国轰动，同时也立刻成为世界笑话。至于九十年代钱学升为此事对自己进行辩护，无非是想否认自己当初对五八大饥荒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别说一个学者，就是一个农民，凭常识都知道亩产二十万斤粮食是天方夜谈，可他却能从科学的角度论证出来，这一切无非是想向好毛泽东表忠心而已！后来，他也确实达到了目的，只是苦了老百姓——死了几千万人。
坚守良知在危机面前，专家本该率先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担当，以非凡的勇气揭穿谎言，捍卫科学的精神和尊严，但如今这种敢于质疑，敢于追问，作出不同的判断的专家，真是太少了。而世人对专家的期待是：一个保持着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学者，需时刻保持清醒、不以学术来迎合权贵的意志，并在关键时刻坚持为百姓说话。（文/风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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