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位邻座乘客对陈光诚的建议。作者在回美国的班机上正好坐在陈的后座，通过对陈的观察，他的建议：陈在对中国和美国发表评论时要三思。在中国，他是被炒作的政治素材，而到美国后他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发表：2012年5月22日
作者：丹尼尔·钟（DANIEL C. CHUNG）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星期六晚上，我从中国出差返回美国。我乘坐的航班很不寻常，因为机上有另一名乘客离开他的国家前往我的国家。他就是陈光诚。
我的座位就在陈光诚一家及其美国随行人员背后的那一排。这位失明的维权人士获准前往美国的纽约大学学习法律。我暗想，如果有机会，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其实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随行人员不像陈的两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会不时地从座位上跳起来，让周围的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我想他们肯定会阻止别人跟他说话。）我猜其他乘客也在琢磨同样的问题；陈和家人下飞机时，联航UA88航班机舱内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我想告诉陈的第一件事是，在公开发表关于美国和中国的言论之前，请三思。在中国，他是知名人权律师和异见分子，他的观点无疑会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而在美国，他或许与我已故的父亲钟开莱没有太多不同。我父亲1944年靠奖学金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数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后来像陈一样失明。即便借助电视和互联网，他起初也不太可能充分了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建议？因为我担心陈及其家人会被奥巴马政府或者两党政客用作政治弹药，鼓吹”美国多么了不起，中国多么糟糕”的论调。在美国谋求围绕商务、环境、战略和其他无数议题与中国合作/竞争时，我们频频听到这种说法。
30年来，我频繁前往中国出差和休假，看到这个国家实现了引人瞩目的变革，使大批人口脱离了贫困。我家的亲戚原本住在简陋的农舍里，烧煤做饭和取暖，没有电话，使用不洁净的水。如今，他们搬进了现代化（如果简单地按美国标准衡量的话）的公寓。
1975年，青少年时代的我第一次去中国。尼克松和基辛格着手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我父亲引领了中美学者之间最早的数学讨论。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渐渐丧失视力（但并未丧失给中国学生授课的热情），我陪同他与文革后幸存的老朋友见面。至于我自己，在美国最高法院做过书记之后，我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就在民主抗议被镇压之前的几个月。
尽管烟雾弥漫，城市衰败，民工长期处于贫困中，还有其他问题，但我觉得从总体来看，中国人比过去幸福。他们越来越注意到为经济改革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有时感到很遗憾，但又觉得利大于弊。当陈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时，我希望他的话能产生重大影响。无论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是长是短，作为观察家和批评者，陈都有责任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给予他的关注（如同对其他知名异见人士一样，外界对他的关注也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陈对中国的政治和政府提出了清晰的、严厉的批评。但是，他最好能思考一下我们美国人面临的类似障碍，或许还能为我们指点一二。无论在选举政治还是企业管理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世袭”太子党”。虽然我们的空气污染程度较轻，但显然未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减缓全球变暖尽一分力。尽管我们的媒体是独立的，但更关注约翰·爱德华兹案等八卦新闻，而不是金钱在选举筹款和立法程序中的腐蚀作用。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政府系统较少出现贿赂和公开搞裙带关系的问题，但从诸多方面看，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受到”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和公共部门官僚机构的支配。这些机构远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铁板一块，但却同样极具影响力且不负责任。中国政府确实是专制的，但因为有能力分析、争论然后采取行动解决扶贫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就。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靠借债实现的。我们多样化的社会确实伟大，但政治机能不良（政治中心日渐消失，民选代表无法围绕紧急问题达成共同立场，气势汹汹的大话压倒了理智）的问题正日益造成弊端。
陈来到美国是好事。他对中国的看法可以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未来。如果尴尬的外交事件能成为促进讨论和了解的途径，那将是一次奇怪但可喜的胜利。无论如何，在今后数十年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对全球事务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我们以往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使移民融入美国，以及我们的国家对变革的开放态度。如今，我们需要动用这种优势和开放态度，帮助美国融入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也许，陈可以帮我们一点忙。
Daniel C. Chung为投资管理公司Fred Alger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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