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 | 黄力之：旧制度的道义之失

 　　托克维尔并不认为社会危机起于官员无能，问题在于，当法国贵族社会的官员把自己也变成丧失道义追求的丛林动物时，他们的命运便只能由革命来决定了，当革命到来时，别看那些平时愚昧的农民，“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320页，25.00元

  
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后，得出结论：革命的手段是政府教会人民的。

　　在物欲主义统治的时代，革命是最讨厌的东西，因为它会把你实际上存在或幻想着存在的别墅、名车、美女，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一并打碎，甚至还包括你的诗歌、你的学问——马克思的朋友，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就非常担忧，共产主义革命将“粉碎诗人所非常喜爱的艺术方面的一切游戏和虚幻的想象”，遑论其他既得利益了。也许由于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告别革命”的思潮。

　　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第十六年出生，穿袍贵族家庭背景，当过法官，其父母在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家庭历史背景决定他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鼓吹者，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追求独立思想，力图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托克维尔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认为欲告别革命，先得弄清楚革命是如何滋生的，简单的骂或者鼓吹，都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

　　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保尔·雅内在《法国大革命的哲学》（1875）中说：“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为革命辩护，在另一种意义上批判革命，但是他不同于革命的批评者或革命的拥护者通常对革命采取的行径。他替革命申辩，证明革命并不像守旧派所说的那样标新立异，因而也不是那样荒诞不经……反过来，托克维尔力图唤醒我们对革命的一种可能后果的忧虑，即新专制主义的确立……这就是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给我们提出的教训。”（第22页）

　　在这本书中，人们会发现，革命之发生，并不一定是那样的饥寒交迫，那样的惨无人道，但却一定是因为公共道义丧失而使社会陷入分裂之中，形成了躲避不了的宿命。

　　法国大革命前，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呈现的是繁荣景象。就专制的残酷性而言，对比德国、英国，法国并非最甚。颇为搞笑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并不仅限于赈济农民于贫困之中，它还要教给他们致富之术，帮助他们，在必要时还强制他们去致富”（第81页）。

　　因此，“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第64页）。托克维尔在书中问道，“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其前言中提出，当时的法国社会处在金钱拜物教对传统社会关系的解构过程之中，而专制社会却以此为生存机遇，他描述为：

　　在当时法国社会中，每个人都苦心焦虑。金钱一方面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又处于流动性中，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有趣的是，专制的政治制度认为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自己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第35页）。

　　托克维尔认为，只有自由才能与这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只有在公共事务中，才需要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

　　实际上，托克维尔在这里讲的就是中世纪的瓦解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教会本身由于道义的缺失而被社会声讨——宗教改革应运而生。但与此同时，当原先由教会统治的社会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道义制约的表面机制也没有了，全社会进入了更大规模的、公开的道义缺失阶段。

　　这样，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解构着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但贵族社会却只看到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好处：它使人原子化，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且害怕一切变动——谁知道变动以后还能不能有发财的机会呢？这样，无人关注社会本身的问题，无人去寻求公共的解决之道。

　　问题是，当制度“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统治阶级的成员自己也成为“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一群。托克维尔说，“必须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才能明白一个温和的但是没有公开性并失去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权力得到认可，并使它摆脱对革命——人民的最后保障——的恐惧，那种对金钱的需求会迫使它采用哪些粗暴而可耻的手法。”（第139页）

　　托克维尔以国王查理七世征军役税为例，说：“从那开始，国库的需求随着中央政权权限的增长而增长，军役税也随之扩大和多样化，不久便增加到十倍，而且所有新捐税都变成了军役税。这样，捐税的不平等每年都使各阶级分离，使人们彼此孤立，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

　　为什么说“富人免税，穷人交税”呢？马扎然(1602-1661)为首相时，由于缺钱，曾向巴黎的豪门征税，可是一遇到当事人的反抗，他便退缩下来。而普通百姓缴纳的军役税，增加了五百万里佛。马扎然本想向最富有的公民征税，结果税落到最穷困的公民头上；但是国库并没少收一文，托克维尔称之为“不可思议的而且起有害作用的取之不尽的理财本领”。

　　更可怕的是，卖官鬻爵制度在当时公开存在，勒特罗纳(1728-1780) 1775年说，“国家创造工业集团只是为了找财源，或是靠出卖特许证赚钱，或是靠设置各种新官职赚钱，国家强迫各集团购买新官职。1673年敕令将亨利三世各项原则的恶果招引出来，勒令所有集团掏钱购取批准证书，强迫所有尚未纳入集团的手工业者加入。这事虽卑鄙，却赚得三十万里佛。”

　　托克维尔说：“这种现象世所未见。由于这种出于理财思想的捐官制，第三等级的虚荣心遂在三个世纪当中得以保持不衰，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获取官职，于是国民的内心深处被灌进这种对职位的普遍欲望，这种欲望后来成为革命与奴役的共同源泉。”（第142页）

　　读到这些材料，会想起温家宝总理2008年3月答记者问的话，“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当政府“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民众必然成为“不义之行”的牺牲品。当时，“穷人在城里得到救济，但在农村里，一到冬季，行乞便成为绝对必要。”“人们不时以最残暴的手段对付那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想一举扫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们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五万多人。身强力壮的流浪汉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四十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让有钱人再发发善心岂不更好。”“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我看过的文件当中，没有一份通报总督下令逮捕资产者，但是农民不断遭到逮捕，无论是在服徭役，服军役，行乞，治安，还是在这样那样的其他各种场合。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使用的是独立的法庭，长时间的辩论，监护性的公开审理，对于下层阶级尤其农民，法官却即席判决，不准上诉。”

　　托克维尔在此处援引内克1785年的话：“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的巨大距离，容易转移人们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样被操纵来对付所有小民百姓。仁慈与人道已成为法国人的特征和世纪精神，舍此这个问题便会使那些对此屈辱抱有同情的人们感到无穷忧愁，尽管他们自己免受其苦。”（第168页）

　　显然，专制制度以金钱拜物教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因为它无法真正满足所有人的这个愿望，结果必然是，专制制度成为失望和痛苦的发泄对象，即革命的最终目标。托克维尔感叹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第213页）

　　在一个“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的社会中，政府可以放心于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可是政府自己的权威也被瓦解，托克维尔揭示出，“政府不断地更改某些规章或某些法律。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它所处的范围内得到片刻安宁。新规则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更替着”，“即使法律没有变更，执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变动。若未从旧制度政府遗留下来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状态，就无法设想法律最后竟如此遭人蔑视，甚至遭执行法律者的蔑视”（第105页-106页）。

　　可以说，这也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个人原子化的必然后果，当人人都怀贪婪之心，都努力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法律和规章势必失去威望。

　　更值得思考的是该书第六章，托克维尔的标题是“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论证的问题是：政府是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但是，革命的手段却是政府教会人民的。托克维尔写道：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如何轻视私有财产。十八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对于桥梁公路工程指挥来说，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

　　由此可以说，“一个温和稳固的政府就是这样每天教给人民那种最适应于革命时代、最适合于专制暴政的刑事诉讼法。它一直开办这类学校。旧制度始终给予下层阶级这种冒险的教育。”（第225页）

　　托克维尔并不认为社会危机起于政府官员无能，问题在于，当法国贵族社会的政府官员把自己也变成丧失道义追求的丛林动物时，他们的命运便只能由革命来决定了，当革命到来时，别看那些平时愚昧的农民，“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第169页）。

　　托克维尔讨论的是法国大革命，但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发生了国共冲突，国民党在道义上存在许多问题，如官员普遍性的腐败，以及上上下下的专横跋扈，而共产党则正好相反，尽管实力上不如国民党，但占据了道义的高峰，这才有了1949年的结局，真可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