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 聊聊工会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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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是99年，在美国的西雅图，一场针对当时正在召开的世贸部长级会议，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抗议，警方发射的橡胶子弹，胡椒喷雾，这样的场景，让我大开眼界。和激动的街头抗争者们的形象皆然相反的，是眼前那几个西装革履的工会负责人，他们安静的站在一边，部署着工人们游行的路线还有策略，说他们像一家企业的行政总裁，可能更加恰当一些。

从小接受的教育，一直认为，工会领袖应该是很草根的样子，直到眼前的情景告诉我，工会成员其实还有另外的样子，他们可以很专业，他们也是在做一份工作，而不是从事一种运动。

前段时间做关于劳资关系的报道，一名员工被无理解雇，但是在解雇书上，可以看到工会主席的签名。不过这名员工说，从她进入企业到拿到解雇书的那天，她从来没有见过工会的人。正如劳动法专家提醒我们的，在讨论劳资关系的时候，工会是不能被忽略的，因为只有工会，才能够保障劳方，能够被放在一个和资方平等的位置，而不是现在，太多关于劳方的权利维护，都把他们放在一个等待帮助的弱者的位置。

“我不是弱者，我和资方的关系是平等的。”听到一名来自农村，在深圳的工厂里面，打工快十年的工人这样说，会觉得有点诧异，诧异于他强烈的权利意识。但是仔细想想，自己的这种诧异，本身就有把对方当成了弱者，其实问问自己，自己同样也是劳方，自己不从来都觉得，和聘用自己的资方关系应该就是平等的，我通过我的工作来赚取报酬，而资方透过我们这些雇员的劳动来赚取利润，我们只不过是在社会中，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劳方和资方而已。如果觉得自己这样想理所当然，那为何其他行业的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不能这样认为呢？

说到深圳，就在我和我的同事，开始关注工会问题的时候，媒体报道了深圳的一家外资企业，开始直选工会主席，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家。对于最早开放的广东，因为劳资关系而出现的问题，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越来越多是第三代农民工，也就是学者口中的“新生代。”

“新生代”的工人，他们成长的环境，和城市的年轻人区别不大，工作对他们来说，更多的不是养家活口，他们对于自己的在工作上的发展，有自己的期待，他们对于过好生活的标准，也要更高，更重要的，他们心思很活，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权利。

在深圳，我们采访了一个这样的年轻工人，他刚刚被企业解雇，因为他尝试自己组织工会，透过集体谈判，为工友们争取在他们看来合法的应有的权益。结果，他们的诉求，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回应了，而结果，就是他失去了这份工作。我们采访他的那天，他正好在新公司刚刚上班几天，我问他：“担不担心访问播出了，老板会觉得你是个麻烦人？”他想了想：“不会的，只要他做的合法做的好，我又为何要找他麻烦？我们都是为了公司好，老板对员工好，员工才会认真工作呀。”

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工会的建立，目标不是为了和资方对立，就算罢工，也不是为了一拍两散，而是为了寻求一个双方看来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而现在问题是，游戏规则的制定，劳方几乎没有声音，因为工会并没有站在他们应该站的那一边—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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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这些访问无法和观众见面，不清楚原因，也不愿意去猜测太多。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想不通的是，为何工人如果对自己的权益看重一点，就会被劳方甚至官方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为工人说话，就是在破坏和谐。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性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