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顾准”两个字前我踌躇再三。
“二十一世纪都过去七八年了才知道顾准，你太孤陋寡闻了吧？”
是的；
“‘顾准热’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热劲早过去了，你太少见多怪了吧？”
是的；
“顾准的东西，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他所涉及的文献都不过是通俗读物，至于概念的使用例如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则根本不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的理解1。”
是的；
“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2，顾准和孙冶方的价值观点现在看都很不足道，现在你说孙道顾，太过时了吧？”
是的；
“顾准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个经济学家尤其是会计学家，他最有价值的还是‘价值论’，一个非学者大概是看不懂的，你太不自量力了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一切都令我自卑，难堪和难过到无地自容，却不得不承认都有道理。
我是因为苦于寻找不到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精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源泉，在朋友的推荐下开读顾准的。2008年才开读顾准已是落伍不堪，读过之后忽然发现文章竟是无法写下去了则更是难堪。
顾准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座大山，不是高山仰止的山，是一座想绕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山。
“写孙冶方绕不开顾准”是不言而喻的。我也琢磨过各样“绕”或者“不绕”的办法：
预防丢丑，避开盲区，人云亦云是一法；
云遮雾罩，肆意挥洒，大写意是一法；
罗列史料，快入快出是一法；
浅斟低唱，殇情滥情也是一法。
然而意义何在？文字还值得写下去吗？
从小到大我的潜意识中都在寻觅着一个人，一个每个国家都一定至少会有一位的人–在法兰西他可能叫维克多·雨果，在不列颠他可能叫查尔斯·狄更斯，在美利坚她可能叫哈利特·斯陀夫人，在俄罗斯他可能叫列夫·托尔斯泰或者多斯妥耶夫斯基（还有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假如《静静的顿河》确是他写的话）……。在我的父祖之国这个人是谁呢？是鲁迅吗？是沈从文吗？都可能，但都不太像。
鲁迅在解剖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锋利和深刻度上，在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描述上，几乎是“全民公认”–还没有出其右者。然而树人先生极端地蔑视悲悯和宽容，一如他的遗嘱“我不要任何人的原谅，也不原谅任何人”，对中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怨跃然纸上，令人绝望；
从文先生一生“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他想到的只是美，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美是沈从文的上帝”3，他的文字令人心生悲悯，却不能像雨果或狄更斯，斯陀夫人或托尔斯泰那样开启人们最认真也最痛苦的思考–
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和底线？
哪里是这个根本，这道底线之所在？
他们的文字告诉人们，为了保住这条底线，无论多大的苦难也必须忍受，无论多惨烈的心碎也必须承担。他们的文字也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这道底线，那就是–人道。他们留下的那些令人疼痛的文字像一块块砖石，筑成的就是这条亘古的底线。
无可奈何，不伦不类，我找到了顾准。
把顾准和雨果，狄更斯放在一起？你脑子进水了吧。有可能，否则为什么读顾准的过程中我几次出现掩卷呆坐，大脑一片空白，和青春少年时节读《九三年》，《双城记》一样的境况？每逢至此，我必下意识地翻到文章末页，一次次看清1972，1973的字样，才能接着读下去。
那是何样的年份？我们那时在想什么和做什么？我们的父一辈，祖一辈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如果用顾准作标准，可以很不敬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没有去做–像顾准那样在血和汗，饥饿中和棍棒下把思想记录下来，给中国留下一点非物质遗产，给中国人留下一点人的尊严，给中国读书人留下一点可怜的体面。还有最坏的，就是我们做了，做了无数侮辱同类同时也侮辱自己之举，却什么都没有去想。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的文字令我流泪，读顾准是第一次4。
李慎之先生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被海外人士质询–中国十年文革中到底有没有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李先生当即回答：有，有一个，他就是顾准！
按照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的观点，“十年文革”只是一段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小历史”。欲说还休，不说也罢的这段小历史至今都还在“不准说，不许谈”的桎梏中，我却不相信它能在中国历史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集体癔症中，近十亿人不思不想，装疯卖傻，斯文扫地活了足足十年，几无一人置身事外，仅此一点在世界史上就是空前，至今也还是绝后的。亲历者绝大部分人还在，境迁事未过，曲终人不散，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段在中国史上显得特别突兀，特别诡异的小断代，其蹊跷乖张和莫名戾气，至今都无人道得明白。
很多西方文人和学者，他们几乎是艳羡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奇异的人性大展示，给史家和作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研究创作的源泉。可我们自己的许多所谓史家和作家们却宁愿去臆断夏商，妄论唐宋，戏说明清，也不愿细究这个小断代加大展览。像人类史上诸多的小断代一样，要将它们和大历史连续和清晰起来，需要时间和智慧，需要人类文明自身进步的支撑。这不是单靠历史学家就能做到的事情，这是全体中国人人人有责的一件事情。
李慎之先生对顾准所做的这一后来被不断引用的经典评价，是我下决心读完所有顾准文字的动力。亲历文革，我知道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也略知曹禺，老舍，郭沫若，他们在顾准面前难道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还是都没有“思考”？倘或是都没有“独立思考”？
学者朱学勤提出过的一个很尖锐的疑问：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是的，顾准“何以如此”？
在这个方面，我不愿再去重复前人的描述和观点。他的建树，他的苦难，他的高贵和稀有，已经有无数的美文在前。我想深究的是，顾准的故事“何以如是发生”？
是的，何以如是发生。
即使顾准确是天才，和我们以及我们的父辈一样，他的成长过程大部分也是在“母体”内完成的。到他四十岁左右被从“母体”中排出，按照中国式逻辑，也是“被人误解”，“遭人陷害”而已，就像父辈们很多人身上发生过的故事一样，被殇情滥情的多，被分析推理的少，被逻辑思考的几乎没有。
从顾准19岁与潘序伦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直到他的临终遗言，我读完了能够到手的他的全部文集，文存，文稿，日记，笔记和各种传记。我知道读完他的所有文字已是不可能了，因为大量他的那些被毁掉的5和不被记载的东西，还有他来不及留下以及人们不愿意他留下的文字6，我是永远也读不到了（更令人遗憾和难过的是，他那些已经留下来的文字也非常蹊跷地难以觅到7），完全读懂他就更是不可能，他的经济学文章，他的哲学笔记，史学笔记，马恩笔记，经济学笔记……很多都远远超出我的阅读更遑论理解的能力。
站在现有的认知领域内，我无法挑剔李慎之先生的评价。
经过肃反镇反，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四清，文革……，吃得苦中苦的国人在精神上已经被“齐斩斩”得只剩下“归属”和“分享”两大原动力了。前者货真价实，后者极为可疑。十亿人每时每刻都浸润在“阶级斗争”大酱缸里，学习讲用会，忆苦思甜会，批判检讨会，吹风务虚会，斗争公审会……一刻不消停。有几个人没有感受过被拒之会外的恐惧？又有几个人不渴求身在“人民内部”的喜乐？能参加各种“会”，你就有了归属感，能在这些会上讲些话，你就充满了分享的快乐。
汉民族是个最惧怕孤独的民族，百姓和读书人要的都是“摩肩接踵”的热闹，“十万人家”的扎堆，惧怕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苍凉，“羌笛杨柳”的孤独，许多人至死都不能明白“灵魂只能独行”这样一个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常识。顾准却是这个民族，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异类。
过于出众的他没有生逢一个崇尚“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的民族和年代，恰恰相反，他生在一个好同恶异，最为推崇“齐斩斩”的民族和只允许“万众一心”加“万众一声”的年代，其“行”又过于突出，即使在眼下这个已经大大进步了的年代，这位很喜欢用“睥睨”二字的知识分子被“摧之”，“湍之”和“非之”也几乎是难免的。就在我采集顾准资料的今天还依然能听到“顾准持才傲物”的评价，令人不胜唏嘘。
顾准的不幸在东方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那个汉民族的民族性中猥琐的成分被最大限度地放大了的年代。
顾准的职业生涯开始得非常早，多彩而辉煌到了夺目的地步。他的成功来得太早，这样的人生在激情和理智两方面往往很难平衡。抛开为人熟知的他的青少年时期神童般出类拔萃的经历–中国会计学大师不谈，也不谈他1949年前自认为是职业革命家却被他后来的“同志们”所不屑的“业余革命家”历史8，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作者马太一样，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仅仅止于税吏–他的党的税吏。
和孙冶方一样，顾准也是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俩有一个异于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特点–都精通于一种非母语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俄语，而且两人都通晓日语，这就比别人少了一道桎梏的藩篱，多了一条探索的绳索。
孙冶方正因为纯熟于俄语才会对中国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马列主义理论产生深深的怀疑，以至于到后来连俄文版也不再相信，即使身陷囹圄还孜孜以求，渴望攻克德文以触摸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而顾准，由于掌握了英语这门几乎可以称作是“世界语”的语言而能从更广阔，更深邃的角度去探索历史，剖析历史人物，因此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以及源头之外的东西。更可贵的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顾准想到，看到和道出了几乎全体中国读书人都不能，不愿，不敢想到，看到，更遑论“道出”的偶像们的各种问题–论据的缺略，论证的偏差，结论的谬误以及导致的后果9。
从这个角度看，顾准比孙冶方的起点要高得多。
但是孙顾两人又都是母体内的官员。和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别无他途。在这一母体内，做官就是服从，独立思考绝无可能，特立独行不啻自毁，洁身自好一事无成，同流合污理想又成泡影10。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对于顾准，孙冶方这样的知识分子最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纵有顾准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以鱼死网破的勇气向这可憎的宿命一头撞了过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你仍处处可见他们的无奈和妥协。
1952年，做大上海“总税吏”还不到3年的顾准，因为反对“全国采用民主评议方式征税”–这种在今天看来过于不可思议的“人治”方针，坚持所有企业都应依率征税而被撤销职务。试想，即使在非常时期非常地域，没有“律”至少还有“率”吧，依率征税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更何况在执政后的和平年代11。
可是往往，最无趣的地方也是最不讲常识的。当权者丢给他一句话却相当有趣：“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12
如此的言简意骇，铿锵精要，爹娘的训斥加主子的呵斥，多少中国的读书人都听懂，理解和领受了，再不“胡思乱想”，再不“淘气”，可顾准他就是做不到，死也做不到–用膝盖而不是大脑去思，去想。
这个大知识分子在落入“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的屈辱境地后开始学习数学和几何学，他把这两门最容易让人掌握逻辑推理方法的学问作为研究经济的基础课一头扎了进去。
不愧天才的称谓，未几他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13。不过很快，他就跨出了对数字和图形的迷恋–“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话音未落，他就一步从圆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神秘丛林跨入了历史的广袤平原，从读史，研史开始，一步步向解史–以历史解读现实进发。
看顾准读史，研史，解史的过程，就像看一个人怎样把自己脑子里的酱糊14一勺一勺生生挖出，倒掉，腾出一块清清朗朗的地盘来接纳真和善的过程，怎一个“美”字了得！
读顾准，首先从美的角度上我就被征服了。美的思想，美的文字，美的魂灵，美的人，真可谓美不胜收，而他对人性的追问又是其中最美的部分。
就让我从这最美的部分下笔吧。
有一本顾准的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资料丰富，下笔严谨，尤其书名出奇制胜，引用了泰戈尔的名句，令人联想到脱衣跳涯，以身饲虎的摩坷王子和背负十字架向各各他行走的耶稣。然而我读顾准得出的印象却不尽相同。
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我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我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辩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追问人性的悲悯者，一位和薛氏兄弟一样磊落但在罪恶面前更加警醒，也更加桀骜不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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