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清末著名外交家容闳到秘鲁调查维护华工权益的事情。
容闳，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人，是第一代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入曾国藩幕府，帮助其购买机器，积极推动洋务运动。他曾长期居留美洲，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并负责留美幼童事务，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但是，他也屡次接触清末的“反政府力量”，包括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后来的大总统孙中山，自立军组织者唐才常等，以致遭到通缉。
在今天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中，还显示容闳有相当出色的武术功底，曾在和一名苏格兰水手的交手中让对方大吃苦头。这位出色的早期外交官员，实在可说是清末一位传奇人物。
作中国的官，住在美国，作曾剃头的幕宾，去洪秀全处拜访，拿大清的俸禄，与“乱党”相交莫逆，这位肆无忌惮的容闳，交往的尽是李鸿章，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世之枭雄，社会关系可算复杂。有趣的是，假如去看容闳一生中直接间接有联系的人物，几乎可以把半个世界的热闹事情连接起来，从某个角度说，容闳可能得算是清末“全球社会关系复杂”的第一人。
既称全球，容闳跟哪些外国人有关系呢？
那可就多了，比如日本现代教育的奠基人，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候的同学和好友，在1909年就预测到日本可能从海上袭击美国（偷袭珍珠港）的美国军事天才荷马李，是他的知交。
巴夏礼
看过《火烧圆明园》电影的人很可能都会记得这个和僧格林沁亲王摔跤被打得一败涂地的傲慢英国外交官。历史上的巴夏礼当时是英国驻广州领事，以骄横傲慢著称。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活跃，曾参与对广州的进攻，亲自率兵俘虏了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并一度实际管理广州城。他并没有和僧格林沁进行过电影中的决斗，但的确在通州谈判过程中被清军扣留。这次扣留应该是有预谋的，清方谈判大员载垣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其实，巴夏礼属于外交人员，在军事方面并不是多重要的人物，扣留他这样的谈判使节并施加酷刑，对于英法联军的进攻并没有什么影响，只是让巴夏礼变得非常有名而已。此后，他对清朝怀恨在心，在战争结束后一度联系太平天国，试图推动其与英国结盟，攻灭清王朝。这一计划由于太平天国方面拒绝与英国“平分天下”而失败。1883年，巴夏礼担当驻华公使。
这个巴夏礼和容闳有关系吗？从历史资料来看，两人虽然同岁，而且都是外交家，但似乎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容闳早年曾在澳门学习，就读于马礼逊纪念学校，它的校长玛丽女士，正是巴夏礼的表姐。而据日本资料记载，容闳同桌的，则是巴夏礼的姐姐！在马礼逊学校这段经历对于容闳来说十分重要，奠定了他的英文基础，并且使其拥有了睁眼看世界的初衷。
和巴夏礼是如此关系，一不留神可能有人会把容闳排到买办里面去，但……这个容闳绝不是这样简单的，仔细算起来，他和马克思也有点儿间接的关系呢。
容闳的启蒙老师叫作玛丽，妻子也叫做玛丽，有的朋友或许会因此感到头晕。其实，玛丽在英语世界是一个经常会被使用的名字，如同中国人里面叫做秀兰或者小花一样。她们当然不是一个人。
毕业于耶鲁，朝廷五品官，容闳学贯中西，一表人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堪称钻石王老五，但他一直到四十七岁才真正成婚，实在有些太晚。一般记载说这是因为容闳专注于事业，呕心沥血，顾不上个人生活。这多少有点儿把大清朝的容闳先生当成布尔什维克了。其实容闳并不是那种清教徒式的人物，他曾多次说过“愿得美妇以为室”，并每每为不得其人而怅惘。
容闳这个条件还找不到媳妇吗？那对我们这些普通男人来说岂不是打击太大？
从耶鲁毕业的时候，容闳早已剪去辫子，但此后又穿起了长袍马褂。理由，我想第一是他试图在西方世界中仍然保留自己的文化独立，第二，也是要给国内的人看，免得人家把他当成假洋鬼子。不管怎样，这对他在美国寻找伴侣都不见得是加分的因素
其实不是找不到，而是容闳挑得太厉害，据说曾国藩的幕府同僚曾经为他物色了一个扬州瘦马，可说是当时女子中的佼佼者。然而，容闳最终也没能接受。今天看来，他的条件十分古怪 — 想找一个温良贤淑的美国大脚媳妇。原来，当时中国大家闺秀多缠足，容闳对此非常反感，满族的女子倒是不缠足，但皇上又明令满汉不通婚…… 可是，在美国想找一个愿意嫁给清朝人的女性，而且还要温良贤淑，也实在不那么容易 –无论何时何地都难免有女性会青睐个性男生，但这种女性多半亦是野蛮女友。一来二去，容闳就给耽误了。
也许，漫长的等待只是为了更美好结局的到来 — 1874年，四十六岁的容闳 – 一个当时可以在中国作爷爷的年龄，在一名牧师的家中偶然邂逅了一个二十二岁的美国家庭女教师玛丽.凯洛尔。玛丽的美貌和聪慧，容闳的学识和风度，形成了相互吸引的力量。那名作为主人的杜吉尔牧师注意到“两人的眼睛如磁石般相互吸引”，于是决心从中撮合。结果十分美满，第二年，玛丽小姐嫁给了比自己年龄大一倍还多的中国人容闳，并且把自己的姓改成了“Yung” – 这是当时“容”在美国的拼写方法。
尽管不免有文化的鸿沟，两人的年龄也相差甚大 – 这种差别就是今天恐怕也要上报纸的 — 但这段婚姻的幸福是无法抹煞的。玛丽为容闳生了两个儿子，其中长子被起名为Morrison Brown Yung（中文名容谨彤，后奉父命回国效力，病逝于天津），其中，Morrison是容闳的启蒙学校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名称，Brown是把容闳带到美国的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的姓。
唯一遗憾的是玛丽在婚后第十一年不幸病逝，容闳伤痛之下，终身未再娶，甚至很少走进原来和玛丽共同居住的庭院。
用中国相术说法，或许是容闳过于命硬，玛丽这个大脚姑娘也无法浮起这条大船来。
这是第一个玛丽的故事，而第二个玛丽，便是前面提到容闳的启蒙教师，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的玛丽.温斯塔尔。
容闳对这位玛丽夫人颇有记忆，他在自传中说，“时才七龄，当时情形，深印脑中”。马礼逊纪念学校原是女学，后来才开始招男生，所以女生宿舍条件较好。容闳年纪小，玛丽夫人“乃命居女院中，不与男童杂处”，但是，在学校中男生可到外面去玩，容闳却只能与女生“禁锢于三层楼上，惟以露台为游戏场”，不免萌发“逃出藩笼，还我自由”之念，也真的曾经“雇定盖篷小船，乘间脱逃” －－不止他一个人跑，还约了六个女生一起跑（“得同志六人”）。结果被抓回来，容闳是唯一受罚的，站在桌子上头戴尖顶纸帽罚站，胸前被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逃徒”二字。虽然惩罚严厉，但容闳并没有怨恨，后来评价 — “这个郭夫人，真会恶作剧。”
玛丽.温斯塔尔中文名温施娣，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巴夏礼的表姐，她原是伦敦女性教育院的一名教师，1834年在马六甲英华学校读书期间与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相恋成婚，此后到澳门教书，容闳就是在那里和她相识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方面驱逐在澳门的英国人，郭实腊夫妇也在被驱逐之列，被迫迁往香港，但玛丽仍委托在澳门的美国教师勃朗照顾容闳，正是这位牧师后来将容闳带到美国，才有了这位“清朝第一名留美学生”此后的种种传奇。
英华学校，玛丽.温斯塔尔曾经供职于此
郭实腊是一个无论在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评价复杂，毁誉参半的奇特人物。1849年，由于自己的所为在英国引发巨大争议，郭实腊从中国启程回欧洲，试图为自己辩护，途中，玛丽.温斯塔尔病逝于新加坡。
这是第二个玛丽的故事。
还有第三个玛丽 –玛丽.温斯塔尔是郭实腊的第二个妻子，很少有人知道，郭实腊的第一个妻子也叫玛丽，她是从伦敦传道会到东方传教的修女，原名Mary(Maria) Newell，中文名纽惠露。两人在1829年成婚，但1831年这位夫人因为难产身亡。
其实，还有第四个玛丽的故事……
宁波路隆庆里，根据上海市志记载，1872年，这里开设了沪上第一所国人创建的西医院 – 体仁医院，又名居茨拉夫眼科医院（Gutzlaff Eye Hospital）。
奇怪，一所中国人开办的医院，为何起了个外国名字呢？
让我们先回到此前提到的玛丽身上。玛丽的名字叫Mary Gutzlaff – 尽管使用这个名字，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女孩儿，关于她的身世，只在容闳的文字中模糊地记载了一笔。
1847年，容闳等三人前往美国留学，但是他提到前往国外留学的中国人中，还有更早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载：“其后此塾因故停办，予等遂亦星散。古夫人携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经予教以凸字读书之法。及予辍教时，彼等已自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矣。”
其中的古夫人，指的便是他的启蒙老师玛丽. 温斯塔尔，她曾经多次安排女盲童前往欧美学习。玛丽就是她送往伦敦的第一个中国女盲童 –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古夫人不但让这个孩子使用了自己夫家的姓，也使用了和自己相同的名字。
按照记载，玛丽是在澳门被发现并为古夫人所收留，同时被收留的还有另一名女孩儿，被起名叫做劳拉。玛丽和劳拉都不是先天的盲人，而是被成人恶意弄瞎了眼睛，以便让她们乞讨来获得收入。玛丽的身世不明，劳拉还记得自己看到过的最后画面 – 在父亲出门的时候，恶毒的继母在她的极力挣扎下刺瞎了她的双眼……
实际上，在中国工作期间，古夫人曾经收留过甚多盲童，特别是女盲童，并把其中的一些送往英国（有记录还有一些被送到美国）学习。所有这些女童，都是被恶人所伤害，成为他们乞讨工具的流浪儿。被收留后，她们都使用了古夫人的夫姓 – 居茨拉夫（Gutzlaff）。在收留这些孩子的过程中，古夫人发现，由于语言和年龄的原因，她身边的传教士对这些盲童很难提供有效的帮助。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 尝试让一名九岁的中国学生负责照顾几名女童。孩子们之间总是好相处，这个中国学生颇为聪明，他不但能够很好地照顾女童们的生活，并教会她们怎样用触摸的方式认识盲文。
这个九岁的孩子，就是容闳。所以，他记录下女盲童们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
当时的中国盲人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也几乎没有针对他们的教育和服务。因为这一点，古夫人被称作中国早期盲人教育的先驱，应该说，容闳也是。
不过，容闳应该并没有见过玛丽。根据记录，他辅导的三名女盲童分别是劳拉（Laura）,露西（Lucy）和杰西（Jessie）。此前，古夫人曾经请当时在中国的眼科名医伯驾等对玛丽进行治疗，但无法使其复明。从古夫人留下的信件来看，1839年的时候玛丽已经被她送到英国，试图让其接受更近代化的盲人教育，并期待她以后能成为一名教师。
古夫人对这些女盲童的教育和帮助，或有双重目的。首先，她很明显是想把她们培养成将来在中国传教的女教士，以帮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是那一代传教士常被称作文化侵略者的原因；然而，另一方面，从她给友人的信件，又可以看到这件事的另外一面。对于让这些女盲童接受教育的理由，她写道：“to convince the Chinese, that those who are deprived of sight, are not mere excrescences on the face of society, but that they can be taught, can in most cases support themselves, and can be useful and happy”– 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 – “（以此）来让中国人认识到，那些不幸丧失了视力的人，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者，他们可以受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自立，可以对社会有用，并且 – 快乐”。
第一批被送到英国伦敦的两名女盲童是玛丽和劳拉，第二批是另外两个女孩子阿格尼丝和露西。另一名容闳教过的女孩儿杰西与另外两名新收留的女童一起，被古夫人送到了美国，并在那里接受师范教育。
似乎，我是要写一个传教士怎样救助女童的故事吧。
不，如果是这样，那我的故事会用另一种写法。
要写的是玛丽吗？
玛丽去世得很早，她在到达伦敦两年后，于1842年就不幸夭折，时年可能还不到进入小学的年龄。
那么，这个故事，不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吗？
是的，玛丽的故事结束了，但是，这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在上海市的市志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事情 – “体仁医院 系国人在沪创办的第一家西医院。设在宁波路隆庆里东首（今山西南路口）。广东某富商之盲女（姓名无考）临终遗言，愿献全部遗产创建医院，专治目疾。家人依嘱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建成体仁医院，聘英籍医生詹美生主持诊务。数年后增设内。外各科，并置病床65张，对贫苦病人住院、医疗、膳宿全部免费。当时《申报》曾对该院作过“体仁之道，名不虚传”赞誉。“
这个“广东某富商之盲女”，究竟是谁呢？她为什么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她的家人，今天又在哪里？
带着这一串问题寻找答案，一个奇特的想法忽然浮现出来 – 这所医院被命名为居茨拉夫眼科医院，而古夫人的丈夫，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其本来的姓，正是居茨拉夫！这所眼科医院，是为了纪念他而创建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根据体仁医院的历史记载，这所医院是用其创立者，也就是那名盲女的名字命名的。
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却有一个外国姓氏呢？
1853年，一个叫做南丁格尔的英国女子成为了世界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从此，有了“提灯天使”的传说。两年以后，一个叫做阿格尼丝的中国盲女，无声地返回她的故国，去帮助和她同样不能看到光明的人。
当我们根据居茨拉夫的名字继续追踪，一个几乎从未被世人注意过的名字，慢慢地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那就是 — 阿格尼丝.居茨拉夫（Agnes Gutzlaff’） — 一个用外国名字的中国盲女。
我们甚至找到了她的画像，和她的名字一样朴实无华 — 在一百多年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不错，她正是被古夫人送到伦敦学习的那些盲女中的那一个阿格尼丝 – 所有这些盲女的姓都是居茨拉夫。阿格尼丝身世不详，是古夫人在广州收留的盲女之一，当时她正在街上乞讨。阿格尼丝被古夫人起名并携到伦敦，于1842年1月3日进入伦敦盲人学校学习，时年七岁。这个叫阿格尼丝的盲女在中方资料中几乎找不到痕迹，她的一生没有留下中文名字，所以，在官方资料中成了“姓名不详”。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