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对革命、民主、自由有一点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从公认的政治学宪政理论观念出发，是可以找到许多有待商榷、明显错误甚至错得离谱的地方的。但是如果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从文章在当下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看，韩寒的认识看法代表了相当多国人对所论问题的看法理解。由于韩寒论述问题角度选择的特殊性，考虑官方、百姓、知识分子等多方诉求愿望的论述方式，使得韩三篇这一组谈论现实政治问题的文章，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公开发表的传播最广、也应该说是影响最大的正面论述政治改革的文章。
争取民主自由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
韩寒政改文章最显著的特征是他的实用主义，他是从革命、民主、自由这几个概念在现实中国实践与操作的含义出发谈论相关问题的。因此他的革命、民主、自由不具有经典作家的意义，也不具有国际意义和公认的政治学理论观念的含义，只具有当下中国的意义、中国草根阶层理解的含义，韩寒及其群体感觉认同与期望的含义。这种理解，对于民主政治专家、资深民主理论研究者、宪政学大师而言，不仅是谬误，甚至是反动。韩寒说的讲的完全不是现代政治学理论、宪政理论观念所定义的民主自由革命。在一些人看来，用他的这一套土的错误百出的理论指导改革实践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争取民主自由活动是一种现代政治实践，它同民主自由革命的经典理论、专家观念是不同的东西，就像企业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活动是不同的东西一样。千千万万的创业者、企业所有者、职业经理人、事实上的企业管理者，从事的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企业管理活动，他们持有的企业管理理念、认识同企业管理经典理论、企业管理大师宣传的观念不尽一致甚至截然不同，是经常见得到的。企业管理理论的集大成者、企业管理理论专家学者、公认的企业管理思想大家，当然可以批评持有不同管理理念的企业管理实践者，但是把那些实际支配着企业运行、被千千万万企业管理者实际应用的理论观念，称之为“非企业管理理论”或者“反企业管理理论”，非要批倒批臭，则有点过了。
我们许许多多民主宪政理论观念研究者，因为研究的题目较为专业生僻，因为文章的读者面狭窄，影响力有限，因此只能成为民主理论的谈论者而非实践者。韩寒因为其文章的特点和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他呼吁具体制度改革的实践追求，使他成为一名民主政治活动强有力的实践者与追求者。他没有多少现代政治学理论的训练，甚至不懂得宪政民主的真正含义，像有的批评者说的那样：“他连直选和普选的区别都搞不清”。但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践与经验使得韩寒本能的追求他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反对他所认识理解的革命。
作为民主政治理想的实践者追求者，看到像韩寒这样的走在民主自由活动前列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民主自由实践者，应该感到欣慰而不是苦闷，应该理解和宽容而不是嫉妒和恼羞成怒。应该认识到，同样作为文字写手、作为民主自由理想的追求者，自己与韩寒的巨大差别，以及自己在实际的政治文化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渺小，作为政治实践者我们不如他。看不到完美的理论与实际的操作的巨大差别，硬要用自己的“经典理论”“现代理论”“公认的宪政观念”去指责批评韩寒们的理论不对不纯，这是一种书生意气，是民主清谈，其对民主政治活动的发展有害无益。
素质论观点的是与非
素质论是韩三篇中最受诟病，也最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观念。其实，这是一个根深蒂固被相当多国人认同的传统观念，如萧翰先生所说是一种事实判断。从贤人假设到修齐治平的儒学观念，再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文革期间改造思想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直到今天的强化党性修养、提高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等等，本质上都是一种从改变人的素质入手进而改变社会、消除弊端的素质论思维。即使坚定地自由主义信奉者也常常痛感数千年封建统治塑造了国民的奴隶性格，也常常认为避免文革灾难的发生需要文革积极参与者和有责任者真诚忏悔，这实际体现的也是一种素质论观点。
用这一观点指导实践，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比如斗私批修、运动干部的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民公社体制、高度集权的单位管理体制的正常运行；经常进行“忆苦思甜”确实可以提高人们对新社会的幸福感，可以提高人们节约粮食与关心理解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
不过，要真正防止文革之类历史悲剧再度发生，不建立权力分立的宪政体制，没有强有力的宪法权威保证国人基本人权不受侵犯，仅靠文革参与者的忏悔这样一类面向人的价值观念与道德素质的手段，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此次重庆左倾政治思潮行为一度泛滥就是例证，尽管薄及其父母深受文革之苦，但在现行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体制下，如果他持有左倾观念并在一个地方拥有绝对权威，在他的领导下掀起一场文革式政治运动并非天方夜谭。德国乃至欧洲各国人民不把防止和避免侵略战争频繁发生的历史悲剧，寄托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和对人们对战争的忏悔之上，而是寄希望于建立欧洲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及其运行规则，也是因为人们明白仅靠提高人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个道理。
虽然人的素质决定某种制度能否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依据的，但是人的素质影响和制约着既定体制运行的质量，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在大多数民众依旧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要求投票者不受候选人金钱贿赂影响难以做到；在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镇长民主选举之前，一步进入到国家主席的选举，同样也存在素质问题的制约。韩寒的素质论作为政治改革应该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论据，可以理解，应当支持。“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这个比喻并不贴切，但可以理解。
韩三篇的实用主义观点还在于：韩寒首度站在官民两方博弈和相互理解的角度谈论民主与自由等政治改革问题，他在这里说了一些实话，也是很多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比如“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又比如“以前总是指责政府，现在则表现为理解政府”。“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知识分子兜里拢共300块钱，还以为政府手中也只有这么多”；“别看你们在微博上力大无比，网络一关马上没戏”。这些不都是事实吗？现行体制造成的正是这样的格局，此难道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么？一些理想主义者不过是装着看不到这一现实罢了。
韩寒的妥协意识，考虑双方或几方可接受性的思想观念，在我看来不仅是客观的，也是有价值的。虽然革命的理想鼓舞着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但是有领导有秩序的政治改革还是更值得期待。无序的不稳定的社会改革运动，造成的后果难以预知；革命往往造成巨大牺牲，心狠手辣者往往最有可能获得权力；而新一轮社会秩序整顿必定首先强化旧的体制，人们业已获得的民主自由权利会再次丧失；这一系列观点是听起来很不舒服，实际有着众多历史经验证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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