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体时代，如何认知谣言与真相的关系，值得思考。
儒家很早就注意到言论传播的力量，《论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儒家一直强调言行之仁，希望君子通过个人修身，达到言论的真实。不过，古代谣言还有一种形式，被称为谶言或谶语，这类谶语多为隐语，人们认为可“预决凶吉”。包括《易经》的卜筮之语，吉凶也在于如何解释，人们并不认为这类隐语就是谣言。
翻开史书，历朝历代这类谶言特别多，多通过儿童之口传唱。比如秦始皇时，有仙书和童谣均传“亡秦者胡也”，始皇于是发兵30万抵御胡人匈奴，并修长城。哪知最终秦王朝并未亡于胡人，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中，一语成谶。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如秦末的“大楚兴，陈胜王”、西汉末年的“代汉者当涂高”、董卓专权时的“千里草，何青春，十日卜，不得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秦始皇颁有最严酷的对谣言的禁令，“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但即便如此，短短的秦朝仍是各类谣言传播最多的时代。
不过，在西方传播学中，并不把谣言看得那么可怕。有美国学者认为，谣言不过是民众在讨论过程中创作的即兴新闻，传播的往往是对事件未经证实的描述或解释。它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些模糊而关键的社会情境中的正常社会反映。它往往携带着民众的集体智慧，目的只是为事件寻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真相。谣言源起于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未知，如权威机构没有公布事件的真实信息，或公布的信息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所以换一个角度看，谣言也是一种新闻或传播方式，它表达了民众对未知真相的一种猜测或推理，这种方式可以化解民众对信息不明的焦虑和恐慌。
谣言与真相有一定的辩证关系。谣言的盛行，往往表明真相的匮缺、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或人们探知真相的成本过高。在一个急剧变化和言论不畅的社会中，谣言更容易得到广泛流传。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催生社会与政治暴力，比如将某类人群贴上相应的标签进行道德审判，或推动法律用更严厉的措施处理犯罪者。有研究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谣言有着血缘关系，而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谣言激发的兵变。这种看法显然有偏颇之处，其实谣言不过是社会局势失控的表象，而非原因。但这也表明，在社会稳定和暴发激烈社会抗争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谣言。所以有西方学者，把谣言看作社会抗争的一种方式。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通常会借助未经证实的谣言，为自身获得一种有利的舆论支持，表达抗争诉求。2011年大连民众反对PX项目的散步，便可看作是未经证实的谣言，推动民众表达他们的集体诉求。
应当说，对重大的公共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反而有遏制谣言传播和扩散的可能。因为这类自媒体，使得每一个身处现场的民众，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直接报道者，即便有人散布了虚假信息，也会很快被来自现场的一手信息纠正。多元性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真正让人恐怖的是对一个事件只允许有一种判断一个看法。只要对真相保持足够的敬畏，对谣言保持必要的警惕，对来自他人的质疑有着不断的反思，就可能在微博的多元环境中修炼成一个成熟的公民。
只有把谣言看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现象，构建合适的信息公开机制、充分的民意表达机制、公正的司法机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机制，才能真正减少谣言的数量。谣言的层出不穷，表明社会缺乏可靠而安全的信息出口。但从某种程度上，它也缓解了民众的焦虑与恐慌，使之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渠道。
政府和媒体也能从微博中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感受到社会真实的脉搏。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积累起来。谣言有时也是人们接近真相的一种手段，只有理性地对待谣言，才可能揭示更多的真相，谣言的土壤才会越来越贫瘠。
（作者系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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