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程恩富说，只有实行独生政策才能更快地增加人均收入，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他说6亿是中国的最适合人口，中国人减少到6亿、美国人增加到6亿我们就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了。这意味着要让一大半中国人断子绝孙。断子绝孙也罢，他们无神论者大概不在乎这个。但剩下的6亿人口将老化成啥程度？难道美国增加的年轻人口都是靠别人养活的废物，以至于生产能力等同于退休的中国人？同时他又承认平均每个人创造的价值大于他（她）消耗的财富。除非他只考虑孩子作为消费者的这段时间，想过把瘾就死，否则这两个说法就是自相矛盾的。就凭这种毫无常识、毫无逻辑的“经济学家”充斥着作为政府智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岗位，就实在让人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前途。
俗话说“养儿不算饭米账”，养孩子只算经济账本来就荒谬透顶。适当多养孩子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也有利于父母身心健康。带弟弟、妹妹不但增加很多乐趣，也增加亲情和责任感。反过来，弟弟、妹妹长大后又可以为老大分担对父母、对社会的责任。
多养个孩子当然要多花些钱，但由于衣物、玩具都可以大的用了小的接着用，食品可以避免部分浪费，大的到一定年龄还可以帮助父母带小的，两个孩子的开销最多是一个孩子的一倍半而不是两倍，但两个孩子成年后创造的价值却至少是一个孩子的两倍。
这还是在中国，在儿童福利较好的国家，譬如美国人的研究表明，养3个孩子带来的家庭负担是1个孩子的1.6倍。
第二个孩子消耗父母的精力除了最初两年几乎是两倍，往后就是一倍半，上小学以后年龄差距不大上同一所学校的孩子就“一只鸡也是养，一群鸡也是养”了，青春期以后养两三个比一个还省事！其实这是养孩子最大的经济成本，它导致大量妈妈一段时间内无法投身计算 GDP的社会劳动。其实专职妈妈极大地增加了孩子们的幸福感，如果将来能将这种实实在在的福利换算成产值，那么养孩子的平均成本还将大幅度降低。其中的道理，把妈妈换成保姆就清楚了。
有人说多养孩子的教育开支与孩子数量同比增长。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错误的。学校教育的规模效益比家庭开支更明显，如果不降低教育质量的话，15个孩子的班和30个孩子的班占用的教师数量几乎相同，否则就影响教师之间的分工，降低教学质量。至于校舍，我们知道在孩子减少的过程中大量校舍已经荒废了，多招学生不过废物利用而已。其他的教育成本跟员工工资和校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目前按人头收取异地户口学生或“超生”孩子赞助费的做法，跟交给计生委的“社会抚养费”一样，是为了抑制生育而故意抬高受教育的成本，并不反映真正的教育成本。此外，正是一个孩子导致的孩子的孤独和家长的焦虑，使得大量父母把孩子送进各种高收费的课程辅导班、钢琴班、舞蹈班、围棋班，极大地增加了教育成本。
此外，孩子的消费本身也拉动了供给，并增强父母干活的动力，从而增加了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总收入，而不仅仅是摊薄人均收入。少养孩子的钱根本就省不下来，不过让父母少干点活、多打几圈麻将而已。
即使不考虑多养孩子的规模效益和增加消费拉动供给对总产值的影响，就算按人头摊薄，多生孩子对国民福利的摊薄影响也远不如程恩富们鼓吹的那么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出生人口约1604万人，假如取消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后出生人口增加一半（以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增加802万人，802万只占我国大陆总人口134735万的0.595％。当然这个摊薄比例会逐年递增，如果平均参加劳动的年龄为18岁，那么第18年将摊薄10.71％，这18年中平均摊薄5.355％。如果再减去养育规模效益导致的节省和增加消费拉动供给对总产值的影响，社会对这种摊薄几乎没有明显感觉。如果再考虑到强制计划生育本身增加的巨大成本，包括政府对计生系统的财政支出、对卫生系统和各国有企事业单位专职计生人员的财政支出、法院的计生案件执行费用、妇女为环孕检与“准生证”来回奔波的费用及误工等家庭成本、官民冲突和人为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即使不考虑人才、资本外流的损失和将来可能的赔偿，少摊薄的那点GDP就已经入不敷出了。我过去说计划生育短期内提高了国民人均收入，现在看来连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要说多生孩子“摊薄”收入的话，那么对家庭收入的摊薄比对GDP的摊薄效果要显著得多；因为社会上的人不都是育龄夫妻，即使育龄夫妻也不会都生孩子或生那么多孩子。譬如两个孩子的夫妻再生一个为多生50％，一下子4口人吃饭变成5口人吃饭，摊薄效果高达25％，持续18年，而不是18年平均摊薄5.355％。既然多生被摊薄的主要是家庭收入，为什么生育不应该由家庭自主呢？
持续18年多生一半孩子，意味着18年以后的每年的新增年轻劳动力增加50％。年新增年轻劳动力增加50％占现在总劳动力（比总人口少多了）的比例就远高于0.595％，何况18年后我国劳动力总量又大幅下降了。这个每年新增劳动力对总产值的增厚效果也同样是逐年递增的。如果取消限制并刺激多生一半孩子的效果能延续42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多生的孩子对GDP的平均摊薄程度还是5.355％，因为前24年出生的孩子已经是劳动力了。而这时整个劳动人口已经是废除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人口，社会总劳动力跟坚持计划生育相比整整多出50％！当然再往后这些人口也会逐步成为养老的负担，需要继续生育足够的孩子来阻止过度老龄化。如果因为担心70多年后养老负担就不顾20年以后的养老负担，不让生孩子，那不是种族自杀吗？程恩富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但是他竟然没学好小学算术！
1996年以后我国每年出生的女孩从没到达过700万，假如30％的人生四胎（因为不婚、不育、育前死亡现在估计已达到20％，等95后一代生孩子的时候因为性别比失衡很可能达到30％）、生三胎与一胎的同样多、其余都生两胎，每年也只能生出1300多万孩子，比现在每年出生的人口还少得多，而以现在的人均寿命最迟从2029年起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超过2000万。彼时鼓励生育连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这个时代还可能有30％的年轻女人愿意生四胎吗？所以到95后一代生孩子的时候鼓励生四胎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程恩富当然又可以搬出“就业压力论”来糊弄那些弱智研究生们（他自称某次讲座前30％的研究生同意“一胎化”，听完他的报告就立即变成95％赞同了），但“就业压力论”与“人均摊薄论”是自相矛盾的。出生的孩子多一方面增加婴幼儿用品、学生用品的消费，一方面降低妇女就业率，在大约18年的时间内是消解就业压力的。正是计划生育极大地恶化了上世界80年代、90年代的就业压力并形成了今天的“民工荒”和即将到来的人口老化。现在的“就业压力”完全是迎合独生子女家长望子成龙愿望的高等教育大跃进的产物。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就业压力也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有关，跟人口密度没有关系，跟人口总量更没有什么关系。
顺便说一下程恩富的“国情论”，为什么同样应该“自由而负责任地生育”别的国家不需要强制一胎化，程恩富求助于中国特殊国情。程恩富对特殊国情的概括并不是中国人口密度高，因为他不好意思说中国大陆比港、澳、台和日本、韩国、以色列、荷兰、德国的人口密度大，也不好意思说人口密度大的城市比地广人稀的乡村经济落后。他所谓特殊国情就是中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如果是这样，那么把中国分裂成一万个国家，难道就可以很快超过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程恩富到底是在说梦话，还是在暗中鼓吹分裂中国？其实印度如果不分裂出孟加拉、巴基斯坦，早就人口总量世界第一了，哪轮得着中国？印度不搞强制计划生育，其经济近年也步入了快速发展通道，而且因其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较为合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被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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