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施雨华
今年的6月28日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诞辰300周年。300年来，这个孤独散步者对世界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产生巨大影响，至今还有无数人追随或追缴他的思想。让我们一起重新打量这颗敏锐的心灵
美国学者彼得·盖伊曾说，“一名思想家不是一道谜题；他永远不会被彻底‘解开’。”有趣的是，有时思想家本身就是解谜人。比如卢梭，晚年他连写3部带有自传性的书——《忏悔录》、《漫步遐想录》、《卢梭审判让-雅克》，反复向世人解释，为自己的一生辩护，可惜依然知音难觅。
两百多年来，卢梭的著作和学说激发了迥然各异的回响。有人说他是启蒙时代的化身；有人说他是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拥护者；有人说他是“集体暴君”的发明人。他的拥护者阵营和反对者阵营一样矛盾、分裂。他最难缠的对手英国人柏克就说，“若卢梭尚在人世，在他神志清醒的间隙，也会被其弟子们的疯狂实践惊呆……”
卢梭的政治思想，为个人主义者、集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所共享。然而，卢梭却说，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有显而易见的“一大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人原是善的，而社会使他变恶，但也只有经过改革的社会才能拯救他。改革不但可取，而且可能。在卢梭看来，社会的大恶是不平等，社会的大善是自由。这些思想在其书中一以贯之。
孤独漫步者
在卢梭那里，政治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断言：想把政治与道德割裂开来的人，对二者都将永远一无所知。问题是他本人的道德水准十分可疑。
卢梭1712年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父亲是钟表匠，母亲是部长千金，长他7岁的哥哥离家出走后不知下落。母亲生他时死于难产，因而他把自己的出生视为一大不幸。他10岁那年，父亲离开了日内瓦，他被托付给姨妈照管。他开始偷窃所欲求的东西。将来他会宣称：欲望会导致奴役，人苦难的源泉是自身。
16岁那年卢梭离开日内瓦。作此决定纯属偶然。他回家太晚，被关在城门外，便索性一走了之。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得成，“我一出现，宇宙就会因为我所关注的事情而忙碌起来。”事实上，他成名前出演的角色不过是仆从、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秘书等，有时还兼任小偷。
二十岁上下，他开始成为华伦夫人的情人，后者在他的情人谱系中被昵称为“妈妈”。两人租住乡间别墅时，卢梭自学了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学。此后他又“认识”了几位漂亮女士，其中一位已经育有10个孩子。之后他去巴黎闯荡，结识“姨妈”瑟瑞斯。他们先后生了5个孩子，都被卢梭遗弃在育婴堂。这点尤其令推崇其论教育名著《爱弥儿》者齿冷。相识24年后，两人才终于结婚。
卢梭曾两次参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大赛。第一次他以《论科学与艺术》论证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不利于道德的净化，声名鹊起。第二次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对自然人与社会人作比较，认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人的所谓进化”。也许是因为早年一直挣扎着出头，对不平等问题，卢梭一生探讨不尽。
45岁后，卢梭进入丰收期，先后完成《朱丽或新爱洛绮丝》、《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忏悔录》、《卢梭审判让-雅克》、《漫步遐想录》。《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遭禁毁，他被流放了7年之久。
卢梭的晚年颇不快意，偏执多疑使他把狄德罗等老友一个个化作仇敌。离群索居的他便朝夕与“新欢”植物学相伴。1778年去世时，他身边只有瑟瑞斯。16年后他的遗骸被迁往巴黎先贤祠。同年雅各宾派专政终结，党魁罗伯斯庇尔遭斩首。
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
作为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洛克、卢梭3人以各自的社会契约论并称于世。不过卢梭与前二者却非常不同。
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百年间，社会契约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卢梭虽是社会契约思想家，却不再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以社会契约来解释人类社会起源。在他看来，任何现实的人类社会当初没有一个以多数成员同意其正当性的方式构成。而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大多不具正当性却相当稳固，可见社会自有它的生命力，即使违背了最基本的正义规则也照样存活。
卢梭的这一见解，对此后两百年的政治理论产生莫大影响，因为它揭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社会具有稳定性某种意义上正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历来反对革命者的核心论点是霍布斯式的。在霍布斯这类保守思想家眼中，社会和政治秩序复杂而又脆弱，各个部分彼此关联，轻率改革会导致混乱失序，险象环生。因此他们对革命避之唯恐不及。政府无论多么失职民众都应该忍受，因为不忍受可能重新回到充满恐怖的原始丛林状态。洛克有心限制政府的权限，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可能比霍布斯主张的合作一些，不过人们还是更愿意有个政府。
在卢梭看来，当时的社会已经分裂，对战却依然屹立。何以能够如此，他没有提出真正的解释，只是视为一个既成事实。既然社会其实不易分崩离析，革命就变成可行之事，对革命派而言，甚至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如果坏社会本质上是坚强的，那就非用同等坚强的力量来重塑不可。
那么对卢梭而言，社会契约论还有什么用？它可以解释公民社会正当性的来源。过去没有哪个社会根据契约建立，但未来社会可以由此创生。政治理论要解答的问题，不是“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之存在”，而是“人类社会以后如何变得更好”——这和马克思那句名言相仿。
《社会契约论》就是卢梭给出的答案。他尝试设计一种共同体，或者说一种人类组合的形式，使生活于其间的人重享媲美自然状态的自由。卢梭承认，人类天生自利，所以新社会必须使人同时实现自利和追求正义两个目标。
根据卢梭的设想，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把所有权利让渡给团体，各个成员保持着双重关系，“既是与个体对应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又是与领导集团对应的国家中的一员”。因为权利平等，做决定无须自利。如果以计票决定，少数人有异议，多数永远是对的。卢梭不说少数派在政治中历来受强制，而是说这种强制是为了使他们真正自由。有时他所界定的自由类似“平等”：人人由普遍意志一视同仁地给予权利和义务，则无论实际获得多少都是自由的。
卢梭追求的可能是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积极自由是一种自我强制，要人遵循他选择的原则所规定的行为，以自我之实现为自由之实现。积极自由在团体中比一个人时更加容易实现，因为别人会帮助你走你选定的路。积极自由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做你如果好好想过就会做的事。
卢梭承认，我们作为人有应该享有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全体的权利、财务及自由“只限于对全体重要的部分”，但他又说，“什么叫作重要，主权者是唯一的判断者。”
另一问题是普遍意志要授权政府作为行政执法的代表。而什么样的政府才能成为这种代表，卢梭语焉不详。事实上他的理论可能被统治精英用来操控“公众意见”，使公众同意他们所要做的任何事。普遍意志如被操纵，无事不能假其名义而行，因为按卢梭所说普遍意志不可能出错。
卢梭是民主运动的理论家，却不是民主政府的理论家。
法国大革命“理论之父”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常被相提并论，然而尽管只相隔了十余年，美国革命往往被归为前近代革命，而法国革命被认为开启了近代革命。
美国争取独立时，已经有一个统率的阶层，社会革命已经发生，政治革命只对此加以追认。美国的革命者绝没有以革命重塑社会的意思。一旦政治革命出现扩及社会革命的迹象，统率阶层甚至通过了一部新宪法，明确地维护现有的财产关系。
美国革命发生时，卢梭还余下3年的时光。他于1778年7月去世时，法国已经正式承认美利坚。美国颁布前述的新宪法是在1789年，同年法国发生大革命。卢梭，则被认为是这场发生在他身后的革命的理论导师。与美国革命不同，法国革命进入激进的雅各宾时期之后，为重建社会秩序，不惜以国家权力行恐怖统治。
政治家罗兰夫人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前，留下一句为后人熟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大革命中的非理性暴民和制度化恐怖是否应该归咎于卢梭？为他辩护的人说，假如卢梭看到雅各宾党人假他之名而行之事，恐怕也会大为震惊。英国政治理论家柏克则在《法国革命论》中认定卢梭是罪魁祸首无疑。
研究卢梭思想者，无论赞成他或反对他，往往都同意他的思想有危险之处。这种危险，或许不在其具体的政治理论，而在理论背后对人和社会的认识。
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们沉醉于“人学”，总想透过社会表象看到背后的人性原则。他们的方法有点像几何学，由几条公理演绎出一个体系，而不是从真实的社会经验事实来归纳。在他们想象的世界中，制度是人类以理性设计，而后又对理性的人类发挥作用。人与制度的关系有史以来首次颠倒过来。
卢梭的思想就有这一特点。他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以一己的价值系统看世界，觉得大有缺憾，便希望以自己的价值推导重造世界。在柏克看来，卢梭的著作成了革命政客的理想读物。他们没什么政治学养，只好去学卢梭那样思考，根据少数几条抽象的人性原则来看一切事物。卢梭的罪过，是使这些人以为只要读了他的著作，认识普遍人性，就可以建构出一套政治、社会、宗教制度来施行统治。
法国大革命被认定为开启了近代革命，正因为它是以一个意识形态——人与公民的权利为名而推行的。意识形态是始自于18世纪的现代信仰体系，常以最简单的答案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很容易进一步简化为口号标语，卢梭以一句“人曾经生而自由，如今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就试图道尽人类历史。说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灵感来自卢梭，可能不会有大问题吧。
（除了卢梭的著作外，本文还参考了列奥·施特劳斯编的《政治思想史》、约翰·麦克里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萨利·肖尔茨的《卢梭》以及卡西勒的《卢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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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私人生活亦成为性研究的对象。他在《忏悔录》里曾提及，8岁时受到女教师兰贝尔斯的鞭罚，带来“肉欲的快感”，“正是这种惩罚注定了我终生的趣味、欲望和感情”。年长后，他钟情少女，一心渴望着她们的鞭打。他曾躲在黑暗街头，向陌生女子露出臀部，他说深知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每次做时总会带来无比的性满足。
●1778年7月2日，卢梭在巴黎东北面的阿蒙农维拉去世，死时穷困潦倒，死前被马车撞翻，又被狗扑伤践踏。
●卢梭生前遭人唾弃，死后受人膜拜。他被安葬于巴黎先贤祠。1791年12月21日，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给大革命的象征卢梭树立雕像，以金字题词——“自由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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