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上午张凯律师来电话，告诉我邓吉元一大早已经到了北京。吃过午饭，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张凯律师住处。
张凯开的门，一进门我就看到了邓吉元和徐凯。邓吉元身上穿的还是我们18日离开镇坪时那身灰黑色衣服。脸色当然不好，但眼睛依然有神，并不算困倦。这一点在晚上查经（《圣经》）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张凯一度睡着了，但邓吉元没有。因为我一直认为邓吉元失踪多日是被政府秘密关押了，所以一见面我就问他是不是从巫溪、重庆方向逃出来的。
邓吉元说：“不是，那条线路查得很严，安康、西安方向也不松，路上有许多关卡。我先在镇坪一个朋友家躲了两天，连手机卡和手机电池都卸载了，不敢睡觉，更不敢上街买换洗衣服，怕被他们发现抓走。然后，我在26日傍晚包了一辆车往安康方向的车，每到关卡附近就下来，沿着河床走，绕过关卡再上车，花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平利县的广佛镇。我想，到安康、西安坐车肯定有政府的人拦截，因此我在广佛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包了一辆车，经过十多个小时到了湖北十堰，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今天一早就到了北京。”
我算了一下，从24日晚饭时间到28日早晨，邓吉元失踪时间跨越5天，但确切时间是83个多小时。
我又问邓吉元24日在镇坪是怎么摆脱跟踪的。邓吉元说：“24日我跟村领导一起去吃晚饭，或许是因为村领导答应了政府看住我，或许是因为我两天前挨了打，也或许是因为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他们大概以为我逃跑的可能性不大，只派了个女人在后面跟踪。但是吃过饭回医院的路上，村领导被县领导电话叫走了，叫我自己回医院，于是我让摩的司机开快点，想摆脱后面那个跟踪的女人。因为车没人家的好，兜了几圈也没摆脱掉。于是我付了钱从公路往下跑到河床边，沿着河床跑，那女的跑不过，一会儿我就摆脱了追踪。
下午三点多钟，邓吉元在张凯律师为他准备好的授权书上签字，委托我和张凯律师代理他们夫妻提出刑事控告和申请国家赔偿等事宜。财经杂志记者徐凯、财新网记者任重远和一家英国电视台（我约去的）见证了授权签字过程。英国电视台的人走后不久，又来了一家香港电视台。
我提醒邓吉元：“上次我们去镇坪你怕得罪政府，不肯委托我们。现在委托我们可比当初委托我们得罪政府要厉害多了。”
“当初主要不是怕得罪政府，而是错误地相信了他们的许诺。现在他们失约在线，我又挨了打，还当了一回‘卖国贼’，我怎么敢再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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