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裏，香港大學將數百位深入學習、體驗香港法律制度的研究生，送到內地司法、立法部門的崗位。
文/邱博宇
1999年，香港大學法學院出現了一批來自內地的新同學。他們有的是在職律師，有的是在職法官，還有中央各部委的法律工作者，在這裏，他們開始了為期近一年的普通法碩士學位進修。除了8個月的學術課程外，他們還有一兩個月在終審法院、警署、立法會等香港機構實習的機會，學成之後全部返回內地，並把這段經歷帶到了他們原有的工作崗位中。
年復一年，而今這個項目已是第13年了。這十三年裏，香港大學將數百位深入學習、體驗香港法律制度的研究生，送到內地司法、立法部門的崗位。
「我們每年在深圳就要培養13至15個法官，以前都沒有過這樣的，都是一個省一個法官，回去以後他的影響就消失了，一個法官到一個省裏就不可能有影響了。但是深圳就不太一樣，深圳是一個城市，持續10年，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個法官在那兒。他們都在這裏學一年碩士課程，中途還有實習和觀摩，跟着香港法官一起工作一段時間，感受香港法院的操作過程。那回去以後對他們的思維就會有很大的影響了。而且這種影響不是一個人的影響，他們之間有個群體，他們回去以後互相之間還會交流，他會影響他的上級和下級，這樣他不停的交流，潛移默化。他實際上也不是政治影響，而是一個法制的影響。」傅華伶說。
傅華伶是現任香港大學法律系的系主任，主攻憲法與人權。他說現在香港大學法律系和內地的交流項目特別多：從NGO、 憲法論壇、集體談判、維權、法律援助到留學，各方面都在做，普通法碩士的進修項目是他覺得比較滿意的一個。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香港的法制是比較完善的。那麼它完善在什麼地方？它能起一個什麼樣的示範作用？這個示範作用不是說你來我們這裡看一看，聽一個案子就能解決的，你需要深入了解，在這裏學習一年。然後你不停地跟法官去接觸和觀摩。然後你自己才能去領會到這個價值在什麼地方。」
葉憲（化名）幾年前在從這個項目中畢業，現在已經回到了原單位，在深圳某區法院做法官助理。在談到這段經歷時，她不經意地流露出了一種敬畏之情：
「香港的法官是非常獨立的，這是和內地最大的區別。雖然已經過了幾年了，但現在還是會感嘆學的東西，感覺像是在內心播下了一顆種子。可能一時沒有辦法全部施展開，但是還是會堅持一些東西。」
正在清華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的胡健，2010年從這個項目中畢業。在港讀書時，他在《法制日報》上開設專欄《香江札記》,發表了六十多篇關於香港法治的文章。在他的記憶裏，香港大學對多元化意識形態的包容對他有很大啟發：
「香港大學是一個很小但是非常活躍的校園。大家有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觀點，對內地同一個問題大家都有不同觀點和看法。比如說內地的徵地拆遷爭議、食品安全問題等。留學的時候，我們可以以學生的身份去旁聽不同政黨的議員的講座，這給我們提供了多元化的視野。當時有個大律師跟我講了一句話令我印像很深刻：『我們不一定非要以政治化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人，雖然他們的政治觀點、政治立場不同，但是這些人也是香港人，也是愛香港的，他用他選擇的方式去愛香港。』這讓我有很大啟發，就是一定要用包容的眼光、開放的心態來看待不同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溝通和協商。」
司法環境與法律體系
內地目前的司法環境與香港比還有差距，特別司法獨立的情況讓人擔憂。2007年，胡錦濤對司法機構提出了「三個至上」，首當其衝的就是「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保證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絕對領導」。
「這邊的法院體制還是行政體制，院長不像國外的首席大法官，要辦案。他首先是行政官員。他很多考慮都不是辦案，不是解決了多少問題。特別是一旦有敏感的重大要案，會有很多關係從各方來找他，因為這下關係的影響，他會給下面法官一些壓力。」福田區法院的葉憲說，「５年前，內地還能有強調往司法獨立這個方向走，這五年涌現了『三個至上』這些，就是黨領導法院。」
除了香港和內地本身的司法環境不同之外，這個項目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兩地分屬完全不同的法律體系：香港是沿用英國使用普通法（common law）的，而中國內地和法國，德國這一樣使用的是大陸法（civil law）。
普通法是一種沿用經驗的法律，多採用不成文法，強調遵循先例。定罪和量刑的時候，需要參考過去相似的案例和法律原則來推導和解釋，相比大陸法，對司法程序更加重視。
而大陸法重視的是法典，在審判時要求法官嚴格按照具體的法律條款來執行。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法研究的何舟教授曾經講過一則笑話，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兩套法律體系的不同：大陸法律師要掌握的是幾本書，而普通法律師要掌握的是幾座圖書館。
在面對司法環境和法律體系差異的問題時，傅華伶認為在使用學到的知識時肯定是有困難的，但是某些方面依舊也是可以相容的：
「學習和應用的落差肯定會有，這對法官也是個考驗。那你就能做一個折中，事實上這種折中是最好的。如果你完全把它帶回去，系統裏面會有個排他性，反彈太強也不行。你帶回去的東西要是人家可以接受的，接受的東西肯定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你慢慢地習慣這裏，再回到內地那個環境，就可能會覺得不自然了。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影響，你紮根在中國法律制度中間，你帶回去一些新的東西，然後你就能慢慢影響這個制度。」
在談到影響制度時，傅華伶對十八大後出現司法改革很有信心，並且相信，這十多年向內地，尤其是向中央各部委培養的100多各學生肯定是會起到作用：
「估計十八大以後又會重提司法改革。那讓他們怎麼改，你總有一個視角，總有一個第一步。大家都覺得我們這個不好，那麼好的是什麼？香港就是一段比較好的參照：一個華人社會的法制社會，這是一個可行的制度。沒有說一定要讓你西化。然後你就是自己悟出來，你在香港學了一年，實習過，跟法官也挺熟，還有很多交流。那麼你覺得，在國內的制度之下，那些司法改革，第一步應該是什麼。那麼這樣就明確了。」
誰改變誰？
回歸十五周年，從1997年提出的「井水不犯河水」到今天香港人普遍恐慌的「西環治港」陰影，改變已成必然，誰改變誰？這才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而香港，從來不是被動的那一方。
內地的政治不開放，香港的政治不可能有民主：很難想象民主能夠在一個大的專制環境中真正持續下去。傅教授認為，相比抵制內地，改變中國才是更好的選擇，「從清朝開始，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不光是顛覆共產黨，顛覆國民黨，顛覆大清，它有它的空間，環境和資源，任何人想利用香港他都可以去用。所以關鍵不是香港怎麼去自己抵抗，這樣太消極了，還是應該想，怎麼去影響內地。這是最好的防守，也是最好的進攻。大家都可以去和內地的媒體合作，和內地的NGO合作，他們做香港的事情，我們做內地的事情，你我大家分得不用太清楚，最後建立起一個公民社會，也是香港人自己的。香港現在不是說在羅湖修一個圍牆把人堵起來就好，這樣已經不行了。現在能做的就是圍牆不要修得太高，你影響我我也可以影響你。
談到現在在中央擔任職務的香港人，傅教授也指出，這些人比公眾的想象中要有力量，並且希望他們以及香港社會用更多的聲音，把事情推動下去。「三鹿事件的時候，劉夢熊當時就站出來以中央政府，政協委員的身份質疑抓捕趙連海（三鹿牌奶粉受害者父親），施加壓力。然後就通過體制內進行決策，然後很快就把人給放了。這次李旺陽，劉健儀也是以人大代表身份說要寫信，信還沒寫，內地就放出聲音說要重新調查。雖然調不調查有很多阻力，會是個長期的過程，但是說重新調查就相當於說之前自殺可能是有問題了，所以香港也應該加碼，讓聲音大一些，把事情發展推動下去。」
胡健的觀察，更加傾向於香港採取一些春雨潤無聲的方式去改變內地，「香港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智慧，在單一制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憲政安排結構之下，那種春風化雨般的影響比激烈的對抗反而會有效得多，成本更低，傷害更小，應該更多地去用這種包容與合作的方式去影響，雙方都去理智地面對批評，糾正問題。這對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以及兩地的發展都是更好的一個選擇。近期發生的曾蔭權特首被廉署調查，兩位特首候選人都被發現違章搭建房屋，很快被曝光和查處，都對內地的廉政文化和制度建設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
在改變中國的方面，法院工作的葉憲卻不認為香港能在中國的大方向上有所作為，她更看好香港在公民社會上的文化滲透，「香港可能不會對內地在大方面有所影響。但是香港是個很成熟的公民社會，每個人都會有很強的責任感，或者說教養，比較注重自己的行為是否會造成別人的不便。一個公民社會，一個成熟的社會不在於有多少高樓，而是在於公民有什麼樣的素養。而且香港的這種素養和價值觀是可以向內地滲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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