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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本期节目，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发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老孙荐读｜孙立平：重振经济靠什么？其实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三条
2月28日，中国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发布文章《重振经济靠什么？其实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三条》，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三条建议。但原文疑似因涉及提到多个敏感话题而遭到审查删除。
文章中作者写道：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前景？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
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我们应当认识到，狂飙猛进的、超常规的补课式发展，已经告一段落。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建立在新的基座的基础上。
这个基座是什么？我想最主要的有三个东西：
有效的法治，有限的权力，正常的社会。
有了这个基座，经济不见得能够像原来那样突飞猛进，但可以使其发展建立在一个更健康更持久的基础上。能否形成这个基座，这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
首先是法治。
究竟什么是法治？有人首先想的可能就是法律，于是人们经常呼吁要制订什么什么的法律。想得更深入一点的，也不外乎就是法律要健全，或者要有法必依。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甚至关键都不是在这里。
法治和法律不能简单等同。首先，没有法律条文也可以有法治。许多国家有不成文法，有的国家甚至有不成文宪法，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规定。其次，有法律也可以没有法治。如果法律是由权力任意指定、任意解释、任意执行的，就不是真正的法治。
法治体现的是规矩至上主义，是法律替代权力实行的社会治理。
再说有限的权力。
我们这些年的问题在哪里呢？是权力的迅速扩张，是权力跨越边界的迅速扩张，是权力对经济事务的过多直接参与。这是造成今天很多问题的重要原因。那权力为什么会迅速扩张？是因为越来越笃信举国体制，这样就必然会越来越相信权力，越来越不信任市场，以为依靠权力的力量才可以更有利于一些最重要目标的实现，才可以克服市场的弊端。
第三点是正常的社会。这一点看似很虚，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正常的社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要有很强的活力，要有起码的宽容度，要有鼓励创新和做事情的软环境。
早在2022年初，我就曾经说，现在与其说需要改革，不如说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要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这个看起来很稀松平常，很简单底线，但其实非常重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将其称之为自由流动资源的释放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是社会的灵活性。正是社会中的这种灵活性，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力量。
二、马江博说趋势｜彼此都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家，正进入翻脸成仇模式
近日，贵州六盘水女企业家讨债被刑拘的“以刑化债”事件持续发酵，同时，当地政府负债累累的现状也引发网民关注和讨论。对此，微信公众号“马江博说趋势”发布文章进行评论，但原文很快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最近广受关注的贵州六盘水女企业家讨债中被刑拘的案件，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高负债省份，在举债大潮戛然而止后必然的糟糕结果。
按照新闻报道，当地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2.2亿元的债务，被她拒绝。随后，不管原因或者说借口如何，最终是女企业家被当地警方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抓进去了，这就是新闻报道里说的“以刑化债”。
在这件事情上我肯定呼吁必须尊重法律（有观点说，该女企业家三年拿下了十个当地政府项目，背后显然也不简单，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尤其要警惕某些区县政府可能的“流氓化”。
但我要说的不仅如此。
在更大层面上，它更预示着未来在相当部分的“落后”省份，当地靠政府项目起家的具有浓厚政商背景的地方企业家，在财政扩张周期戛然结束后，面对无法收拾的代价，跟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必然从你侬我侬走向“相互伤害”，而这更是过去以基建为核心的地方“主流商业模式”的时代终结。
所以这里我给很多地方企业家们提个醒：时代变了，老路没了，小心点吧。
甚至更进一步说，大部分此前靠政商资源挣的盘满钵满的地方企业家，可能要赔上自己过去20年的时代红利。因为落后地区大部分市县政府的项目欠债，你很难要回来了，根本没钱还。
以这次贵州六盘水的债务状况为例。1月7日，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中，披露了原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仅三年多就让当地新增债务达1500亿元，债务增长率超300%。
正好，这位六盘水女企业家所接的项目，就是在李再勇任上。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传统基建的“地方商业模式”空间将越来越小，在中央现在越来越明显的集中资源扶持强省的大逻辑下，落后省份能允许的大项目会快速减少，这些地方政府和这一代地方企业家，都将遭到时代的冷脸。
而彼此都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必然进入翻脸成仇的模式。
尤其之前靠大建设和转移支付发家的企业家，甚至可能会把过去的财富通通赔进去。
这只是个开始，无人能够扭转。
三、王昊宸｜今天，发生了窃听律师的“水门事件”
2月28日，律师朱孝顶发布微博，称与其搭档廖宝忠律师在河北黄骅市看守所会见一合同诈骗案件被告人胡艳男时，发现谈话被监听。对此，微信公众号作者王昊宸发布评论文章。但该文疑因提及司法不公迅速被删除。
朱孝顶律师原微博截图
文章写道：
朱律师称，与自己搭档辩护的廖宝忠律师在今天下午到河北黄骅市看守所会见一合同诈骗案件被告人胡艳男时，被安排到律师第一会见室会见。会见过程中，突然有东西掉落到地上，胡艳男和廖律师查看后，发现是一只录音笔正在一闪一闪地录音。该录音笔系从胡艳男坐的铁椅子底下掉落，明显是某些人员在律师会见前刚刚偷偷贴到铁椅子上，用于监听会见。
黄骅看守所律师会见室椅子下藏着的录音笔
朱律师还说，此前，“胡艳男被羁押在黄骅市看守所一直受到各种不正常对待，被警告‘胡艳男及其律师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和《律师法》第三十三条都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是不需要普法、看守所和办案机关也一定会知道的常识。
平时在某些特殊案件中，作为刑辩律师，我也知道自己的会见可能会被监听，但像黄骅这次直接抓住窃听律师的铁证的，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一回。
对于置放录音笔的行为，其实很多会见室本身就是实时监控，只不过有的不能实时传递声音给监控室。并且，真正希望获得律师录音的，必定是幕后的办案人员而非看守所，通过置放录音笔，更容易把律师说的内容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办案者，不需要再进行传述。我相信这可能是使用录音笔的原因。
朱律师在微博中说，这个当事人被监听的案件，涉及金额数亿，河北沧州本不具备管辖权，但依然强行以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为此，他们一直在申请改变管辖。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个监听嘛，你们律师会见时说的话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律师会见是否受到监听，关乎整个刑事辩护制度的存亡。试问，如果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沟通会被办案机关实时知悉，当事人对律师还敢说出真相吗？还敢反映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吗？律师还能够刨除一切顾虑为当事人提供辩护建议吗？如果会见可能被监听，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刑事辩护系统的失能。
哪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隐私被侵犯得很习惯了，也绝对不能认为这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放任这次的严重事件随着时间流逝就这么过去了，就可能是在纵容这些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更加肆无忌惮。必须严肃调查此事的幕后主使，依法依律严肃追究其责任。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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