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经常有朋友问，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前景？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
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我们应当认识到，狂飙猛进的、超常规的补课式发展，已经告一段落。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建立在新的基座的基础上。这个基座是什么？我想最主要的有三个东西：有效的法治，有限的权力，正常的社会。有了这个基座，经济不见得能够像原来那样突飞猛进，但可以使其发展建立在一个更健康更持久的基础上。能否形成这个基座，这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首先是法治。究竟什么是法治？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很多重振经济的措施，包括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等，但收效甚微。为什么？不是文件少，政策力度不够。可能我们得意识到一个问题了，将经济运行建立在文件政策基础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法治，是真正的法治，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才能重建社会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
这不是说政策不重要，什么时候政策都是重要的，而是说，法治是真正的基座，政策要在这个基座上起作用。
那究竟什么是法治？有人首先想的可能就是法律，于是人们经常呼吁要制订什么什么的法律。想得更深入一点的，也不外乎就是法律要健全，或者要有法必依。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甚至关键都不是在这里。
法治和法律不能简单等同。首先，没有法律条文也可以有法治。许多国家有不成文法，有的国家甚至有不成文宪法，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规定。其次，有法律也可以没有法治。如果法律是由权力任意指定、任意解释、任意执行的，就不是真正的法治。
那法治是什么？法治体现的是规矩至上主义，是法律替代权力实行的社会治理。
再说有限的权力。强调法治不是说权力不重要，强调规则不是说政府的可以弱化。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但要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权力要在规则之下，权力是规则的维护者和运用者。第二，权力及作用范围是有边界的。因此，权力的关键不在强弱，而在性质与特征。
我们这些年的问题在哪里呢？是权力的迅速扩张，是权力跨越边界的迅速扩张，是权力对经济事务的过多直接参与。这是造成今天很多问题的重要原因。那权力为什么会迅速扩张？是因为越来越笃信举国体制，这样就必然会越来越相信权力，越来越不信任市场，以为依靠权力的力量才可以更有利于一些最重要目标的实现，才可以克服市场的弊端。
其实，市场体制是什么？可以说，是一种基于自知之明的安排。也就是说，面对如此复杂的一个经济体系，承认我不可能会比市场做得更好。不但不能做得更好，有时造成的问题可能会更大。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为市场制订规则，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做。
与法治相比，权力最大的特点是任意性。在过去那种简单的经济体中，权力有时还能勉强应付，但对于现在这种及其复杂的经济体来说，权力的直接介入的结果往往是对经济运行扰乱。当然，权力也会纠错，但权力纠错的方式往往是烙大饼。烙大饼体现的是权力的任意性。所以前些天我强调说，现代社会治理依赖的是明确、透明、稳定的规则体系，而不是收放自如的权力技巧（见《孙立平：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未来》）。
第三点是正常的社会。这一点看似很虚，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正常的社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要有很强的活力，要有起码的宽容度，要有鼓励创新和做事情的软环境。
早在2022年初，我就曾经说，现在与其说需要改革，不如说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要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这个看起来很稀松平常，很简单底线，但其实非常重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将其称之为自由流动资源的释放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是社会的灵活性。正是社会中的这种灵活性，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力量。
但可以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太紧绷了。这几天，有人又在炒作对莫言的起诉。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这就是一些自媒体在博眼球，这样的事情多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变坏了。这种事情就犹如马路上的那些小石子，看起来不大，没有大的妨碍，但多了，车就跑不起来。
现在，我们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初期阶段，社会的活力直接决定我们的创新能力。最近世界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有了一种明显的急迫感。我们能不能跟上这场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前几天我发表了《底层密码：在AI上的差距似乎在急剧拉大，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一文，讨论了科技创新的软环境。创新需要不仅仅是硬件。
再重复一遍在讨论足球时我引用了无数遍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几十年前有人说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