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websoon
今年早些时候，商智发（音），41岁，一个肺尘病患者，手持肺部X光片，站在甘肃省酒泉的家中。感谢黄新柴（音）提供的照片。
三个来自甘肃省患有黑尘病的工人来到北京，寻求紧急医疗救助，并要求从以前的老板那里获得补偿。
星期二，甘肃省古郎县38岁的周俊山（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快活不了了。我呼吸吃力，咳嗽得更加厉害了。”他说，他是与他一起的129名工人的代表，其中5人已因肺病防离世。
周说，在1985到2005年间，有上千人在他家乡的一家金矿当工人。起初发病时是在2002年，但直到2009年才将发病的原因确定为是他们的工作环境造成的。而在那时，5个同事已因为感染肺尘病而死亡。
“我得了肺尘病，只能等死，”另一个47岁的病人李发金（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需要不停的吸氧。”他接着说，他太疲弱了，连拎起一件棉袄也感到吃力。
1月份中国经济时报披露了这个问题，促使当地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在2月份组织了408个矿工进行身体检查。
“体检的结果表明，129名工人出现了与他们职业特性关联的尘肺病症状。但没有一家矿山的老板们对他们负责。”周说。
从5月份开始，古郎县金矿的矿工都能得到由当地政府发的71元（10.4美元）的生活补助。卫生部门也同意免费治疗矿工们的肺病。周说。
然而，5个矿工的死加深了人们对还在害病的恐惧。周说：“我们感谢当地政府补贴我们的决定。但是我们仍然应从矿主那获得补偿。”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管理者给工人们的工作防护设备非常的简陋。“灰尘太大了。在金矿巷道内，能见度不会超过1米，”周回忆说，“惟一的防护工具就是一顶面罩”。
然而，在星期二，金矿老板不愿对他们负任何责任。
“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嗜烟如命，而且，在我们矿上班期间，或者来我们矿之前或之后，他们都去过煤矿打工。我认为，在那里打工才是使他们得病的主要原因。”马建新（音），金矿以前的一个主管告诉环球时报记。
马还说，金矿从2005年来已经停止开采了。
董保华（音）是个律师，在上海专门从事违反劳动法方面的维权官司。他对环球时报说，是那此矿老板，而不是政府应给患病的工人们补偿。
“这些病在储如采矿等高风险的行业里很常见，不好解决，因为难以界定各自应负责的范围。”董说。
王芳（音）在北京的一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事务所上班，他说，那些老板不得逃避责任，即使没有与工人们签定劳动合同。
王对球球时报说，“只要有证据表明工人们与矿老板们存在雇佣关系，没有劳动合同，他们也有权要求补偿。”
她补充说，按照法律，如果某一个雇工的职业病不好确定应由谁来负责，那么最后一个老板应负全责，除非他能提供不应负责的证据。
然而，由于缺少法律实践，这对矿工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
2009年，河南省中部的农民工张海超（音）最终成功从他以前的老板那里获得了61万元（89万美元）补偿款。之前，他做了胸外科手术，证明了他得病的原因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11月，卫生部部长陈筑（音）在一次职业病研讨会上说，2亿工人工作的环境会或多或少会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危害。
到2009年底，超过72万人被报告患了与职业环境相关的疾病。其中65万人因长期工作在灰尘中而患病。然而，陈承认，官方数据并不能准确的反映职业病真实的危害程度。
“管理部们要监管各种情况，尤其是高致病风险的采矿业。必须确保，在工人们受雇前及离职后各接受一次健康检查。只有如此，患病原因问题才能更容易的确定。”董说。
国务院法律事务办公室上星期说，2002年制定的职业病预防与控制法将被修订。
新的法律草案规定，如果雇主们违反法律、消灭证据、拒绝建立职业健康档案，他们将最高被罚款20万元（30.019万元）。如出现更严重的情况，相关的工作部们将被勒令歇业整顿或停业。
包括张在内的一些工人们早些时候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只有动用刑法的威严才有可能阻止某些矿老板不再过度的侵害工人们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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