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德国《世界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坠落

在经历30年平均10％的高增长率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乏力，这使中国的出口失去活力，长期来，出口增长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动力。数个月来，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在放慢。

《野村环球经济》周刊在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的风险》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作了预测，根据这种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

在表面上强壮的中国经济中已经可以看到首条裂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中国将不会很快超过世界上最大的国民经济体美国。人们只需要思考一下25年前出现的对日本前景的狂热。后来这个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处于经济停滞状态。

乐观主义者也开始担心

吉姆·查诺斯把不稳定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视作硬着陆的起因。后者即将来临。他说，”如果我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要比迪拜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糟糕千倍，那么我还是保守的。”几年前，查诺斯已经在宣扬这个信息。迄今为止，他的可怕预言没有多少成为事实。

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与查诺斯基本上相同的评价。他说：”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人一直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出现过8次经济增长减速，但在每次减速之后，中国的经济又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道路上。”

尽管如此，他本人仍然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无法确切地说，中国的经济何时开始衰落。没有人能确切地说。但中国有结局不好的典型妄想的各种标志：例如使人入迷的经济增长史，它诱使投资者进行不幸的投机。对中国政府能力盲目信任，以为他们每次都能引导经济增长。对收益不好的资本货物过度投资，这受到低息贷款的激励。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长期持乐观态度的人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大国的未来产生忧虑。为投资银行、智库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亚洲问题专家威廉·奥弗霍尔特是其中之一。目前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与权力紧密相联

根据他的看法，中国政府的改革意愿明显减弱了。像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这样一些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它们从寡头卖主垄断市场地位、国家担保、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原料补贴中得到好处。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借助这种优势将往往更具创新精神的中小私营企业挤出出口市场。

国有大企业与居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在财政和家庭方面紧密相联。在中国权力和财富成为一体。如果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政府不消除这种显而易见的裙带关系，那么中国有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危险。这种停滞可能比20年前在日本出现的停滞要糟糕得多。

日本在一个非常富裕的时期陷入经济死亡区。当时日本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如今中国人均年收入的8倍。日本在技术方面也很发达。奥弗霍尔特说：”中国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源自在中国生产、但不必呆在那里的外国公司。”

这位亚洲问题专家说：”我在研究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支持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例如我在1993年出版的《未来的巨人》一书中也维护这种神话。但我不会永远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如果一种历史性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的话。”

竭力投资

中国很快就会到达许多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突然被刹车或者甚至开始萎缩的时刻吗？1994年，国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其中涉及当时经济疲软的日本和当时好像刚刚离开地球大气，开始进入太空的中国。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把不寻常的经济增长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归因于”扩大力量投入”。克鲁格曼把这理解为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向生产力更高的工业生产转移，同时对生产手段和基础设施投入大笔资金。

这种由国家或政党精心策划的扩大投入能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带来产量的大幅提高，例如上个世界50年代在苏联或者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日本。但这些国民经济体在某个时候会达到极限，它们不会向那些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和更少受自私自利利益集团操纵的工业国家靠拢。

中国曾竭力投资于其工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因此中国要比亚洲其他任何一个国飞得更高、更快和更远。《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称，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过去10年高于40％，在过去几年甚至高于50％。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其经济繁荣时期的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低于中国。它们在7-8年后达到了其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极限。

没有很好使用资源

消费为阴，投资为阳，阴阳共生。但中国的消费者为经济成就只作出了35％的贡献；在美国，私人家庭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了近70％的贡献。中国的消费为什么疲弱，这有很多原因。中国人储蓄很多，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大部分人得自己支付医疗费和靠自己养老。但政府人为地使存款保持低利率，存款的利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止过去5年进行改革的口头表白，在这些口头表白中，始终允诺向由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受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向领导施加巨大影响。它们承担除农业之外的半数工作岗位和固定资产投资。

这些企业也没有很好地对待其资源。从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因素生产力（这除了劳动力和资本投资之外，也包括领导质量和技术革新）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低于私营企业。尽管有像低税率、国家担保的低原料价格、优先获得水、能源和土地以及更宽松地对待环保和劳动保护准则这样一些优越性，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明显低于私营企业。简言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越来越糟糕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手段。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繁荣的第二根支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可能很快达到极限。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谈到高速公路网的利用率低，地区性机场的客运量只达到一半，迅速扩大的高速铁路网无法靠票价收入来维持运行。钱塞勒把中国的经济称作”梦场”经济。

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能力过剩

还有资源在中国最近几年兴建基础设施中被错误配置的其他迹象。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指出，许多资金流入地方政府或投资公司，然后地方政府和投资公司想方设法花掉这些资金，从建造富丽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公路、桥梁到建设特别开发区和豪华的购物中心。

李侃如说，由于没有更加重要的地区规划，这些建筑有许多是多余的。大楼的建造费用大多是靠3年期银行贷款资助的，但开发商得到的收入太少，以致他们无法支付贷款的利息，更不用说偿还贷款了。这些贷款的期限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延长。

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上的生产能力过剩比其他任何一个产业都突出。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成排成排闲置着的住宅楼。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把它称作”所有泡沫的泡沫”。他和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喜欢报道像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样的鬼城，在这些城市里，街道、购物中心和住宅都是按100万以上人口建造的，但这些城市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居民。其他城市的卫星照片也证明了类似的情况，上海和北京的开发商通常在豪华的新建筑中挂上帘子，掩盖无人居住的空房。

所有这些都使像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这样的中国通感到忧虑。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去年住宅建筑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2％。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建筑达到高峰时，住宅建筑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在工业国家中，只有西班牙在房地产市场崩溃前不久曾达到过这个水平。

拉迪和其他专家担心，房地产行业的萧条和房价下跌可能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在70个大城市里，5月份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已经连续第8次下跌。如果对钢铁、水泥和铜的需求下降，那么工厂可能大批解雇工人。拉迪估计，住宅建筑的钢材消费约占中国钢材消费的四分之一。

据拉迪说，占20％的北京居民在市区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住宅。如果房价大幅下跌，那么私人家庭的财富会受到影响，但现在需要增强私人家庭的消费。

中国有人口发展问题

这当然也会使金融系统受到影响，即便人们已经对多数抵押贷款作出保守的评估。地方政府从出售土地中获得其30-40％的财政收入，因为从技术上看，所有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以此来资助其开支。

许多国家投资公司为资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向银行贷款，也把地产作为担保。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银行业看来不可抗拒地为房地产投机所吸引。据估计，中国35％的银行贷款受到房地产市场变迁的影响。其中还不包括企业的贷款，虽然企业是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理由贷的款，但它们改变贷款用途，把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开发中。

如果人口发展的预测是准确的，那么中国会遇到一个问题。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从2015年起，有工作能力的人数可能减少。15和24岁之间刚参加工作的重要就业人群减少得最快。人口稠密区的平均工资现在已经在以两位数的百分率上涨。仅仅在2010年，大城市的平均工资就上涨了13.3％。这是来自内地的廉价民工的补给陷入停顿的可靠信号。

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比例失调也是个问题。去年新生儿中的男女比例是120比100。根据《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中国不仅仅由于人口老龄化在未来5-10年内有出现经济硬着陆的危险，而且由于没有结婚希望的男性居民增加，中国的刑事犯罪率也可能提高。

如果还存在一些让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的东西，那么就是所谓的金融制度的长处。银行控制着所有金融资产的90％，而这些银行大部分受国家控制－－有一小部分外国投资。银行账本上的坏账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债务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但即使这个国家的信贷机构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可能陷入波浪起伏的海面，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存在。中央银行拥有价值3.2万亿美元的外汇，中国可以用这些外汇储备抵御银行风暴或其他紧急情况。中国的国债约占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票面上是7.3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0％。

但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家维克托·施说，表面现象容易迷惑人。他在中国政府内外有一系列信息源，他比其他多数西方观察家更加关注政府的报告、企业数据和银行文件。

维克托·施从这些调查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一，如果把北京政府的债务、国有银行的债务、各个部门的债务，例如铁道部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债务算在一起，那么，中国的国债将增加两倍，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而且中国的国债在迅速增加。

第二，金融系统中的坏账数量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得多。因为银行按照当局的指令，通过不断延长贷款期限来掩盖坏账。例如，为了方便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当局抹掉了5000亿美元的坏账。

当局处于警觉状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银行风险在于流动资金危机，它可能把许多坏账像搁浅的臭鲸鱼那样冲到岸边。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那么许多企业和投资者可能将其人民币存款兑换成外币转移到国外。在四月份已经出现过这样的货币外流，当时有价值110亿美元的人民币外流差。

腐败的官员和其他富裕的中国人抽逃资本可能撕破中国大肆宣扬的由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织成的安全网。政治学家维克托·施估计，最富有的那部分中国家庭以现金和房产的形式积聚了5万亿美元的资产。赌博圣地澳门和银行系统中的漏洞提供将这些资金转移到国外的许多机会。

也许只有严重的政治动乱才会在中国引起大规模的资本抽逃。但当局似乎处于警觉状态。在过去两年里，当局用在维护国内安全的资金多于国防。

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互联网的审查和对持批评态度者的残酷镇压引起人们的不满。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看来，这个体制已经为太子党控制。
 
山城演义 发人深思

有专家透露，中国在如何窃取外国公司知识产权派遣商业间谍和发起网络攻击方面做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已经大于真真正正和外国公司的合作。

中国政府将其政治合法性与能够年年确保高经济增长率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在今后几年里，这种允诺将越来越难以遵守。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7％，或者如果中国的经济不再能为每年从农村到大城市里打工的数百万中国人提供工作，那就会引起动乱。

或许今年年底即将上任的习近平和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班子能够贯彻结构改革，整治特权阶级，引导政治经济公平。

从这一点上来看，薄熙来下台事件颇为发人深思。从表面上看，他的下台是因为贪污腐败，具体来说是他的妻子涉嫌合谋杀害欧洲商业合作伙伴。 但薄下台的原因也可能归于他过分的政治野心所给人带来的不安。他已经过时的父亲薄一波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试图将中国带回正轨，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